童年后遗症：被圈养和放养的童年

我童年的大半时光在一个叫宣岗的村庄里度过。这里地处城郊，爸妈最初安家时，甚至不通公交。进城只有一条砂石路。从我家门前出去，先走几百米长的土路才能到这条路。我家周围有两个池塘，一大一小。小的正对家门，跟门前的菜园隔着那条土路。沿着土路往东走几十米是大池塘。站在塘边放眼望去，尽是农田，远处隐约可见别的村子，像散落在地平线上的几点灰影。我在这个偏僻的地方生活到十岁。后来，村子被政府征收拆迁，宅基地和农田改作工业用地，我才离开。我在宣岗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我将其概括为圈养和放养。

上小学前，我处于圈养状态。那时，爸妈忙于工作，早出晚归，腾不出时间照顾我的起居。早晨六点半前，他们骑十几公里的自行车去上班，否则可能迟到。到晚上七八点，他们才回家。出门前，他们做好我当天的午饭，放在电饭锅里保温。饿了，我自己盛着吃，能吃口热的。可我毕竟是小孩，不一定按时吃饭，也可能由于饭菜不合胃口，干脆不吃。他们担心这一点，上班前必定叫醒我，盯着我吃完早饭，才放心出门。这样他们晚上回家前，我至少吃过一顿饱饭。我妈曾回忆到，有一回我没睡好，一大早被叫醒，起床气很大，死活不愿吃早饭。她眼见上班快迟到，不得已动手打我，逼我吃饭。她看着我就着眼泪和鼻涕吃完那碗鸡蛋挂面，才去上班。路上，她哭红了眼，听着车轮碾过石子的声音，都觉得像我的哭声。

爸妈上班的这段时间，我独自在家。他们怕我在外头乱跑出意外，比如掉进小池塘里，或者被田间地头的毒蛇咬伤，又或被陌生人拐走，索性把我锁在家里圈养。和我一起被圈养的还有条大黄狗，名叫小花。它既是我唯一的玩伴，也是我的守护者。若有坏人出现，它能起到恫吓的作用。不过，三五岁的小孩真正需要的玩伴可不是大黄狗，而是年龄相仿的小毛孩。大黄狗再通人性，也听不懂我的话，更不能陪我玩游戏，只能静静地陪我，间或叫上几声。可是，爸妈没给我留大门钥匙，后院的墙又高，我出不去，没法找同村或邻村的孩子玩。好在大门有两道门，木门外头还有两扇铁门。木门可以稍稍拉开，露出一道门缝，足够我把手伸出去。铁门上蒙着纱网，便于夏季防蚊虫。我受不了白天憋在家里，从门缝里伸手捅破纱网，这样至少能透过纱网透口气，也能看看门前。

这条与外界相通的门缝是我最爱的地方，像屋子替我偷偷睁开的一只眼。我常常待在这里，小花半蹲在我身边。我俩一人一狗，像两个被关在屋里的小囚徒，都向往门外的世界。我用两只手把木门扒开一道缝，把头贴在门缝上，撅着小嘴；小花竖起耳朵，摇摆长长的尾巴，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我俩眼巴巴地望着外面，菜园、池塘、小树林都近在眼前。蝴蝶停在篱笆上，蜻蜓掠过水面，知了在树梢嘶鸣，风送来槐花香和泥土腥气。可大门锁着，纱网的破洞只够钻出一只麻雀，我俩无法奔跑在自然里，享受这一切。

菜园前那条土路是村里人来往的必经之路，时不时有小孩路过。我在门后待久了，有些小孩心细，发现我这个被圈养在家里的同龄人。这些小孩里又有几个好奇心重，索性穿过菜园，来到门前，问我为何被锁在家里。我解释说爸妈不在家，外面危险。他们有时不急着走，留下陪我说说话。我们认识以后，小花不再是我唯一的玩伴。往后，他们再路过门前，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玩具或零食，伸手透过纱网的破洞挥舞着，一边叫他们的名字，大喊：“我们一起玩吧！”他们听见我的呼唤，看见我手里的玩具或零食，小跑过来。于是，我和他们隔着那道铁门玩。只是隔着铁门终究不方便。玩不了多久，玩具玩腻了，或者零食吃完了，他们就回家了。又只剩下我和小花，悻悻地守在门后。

圈养持续到我上小学。爸妈没法继续把我锁在家里。外头再危险，他们终归得放我去上学。我自此由圈养变为放养。兴许我圈养在家两三年没出过意外，他们认定我是个懂事的小孩，凡事知道轻重，所以一旦开始放养，就放得十分彻底。他们把家里大门和房门的钥匙串在一条细绳上，让我挂在胸前，像是忽然把一小串自由也挂到我脖子上。挂钥匙的习惯一直持续到我读高二。这样好过揣在口袋里，我低头就看得到钥匙是否还在。从此，我能够开门自由出入，那道铁门不再是我和外界的屏障。

所谓彻底，还体现于他们放心让我一个孩子独自走乡间的路上下学。我就读的小学叫勤劳小学，离我家不到一公里，如今已拆了二十年。我要先经过村后一排人家的门前，走上那条砂石路，再走几百米，才能到学校。这段路看起来并不危险，但对一个六岁的孩子也算不上安全，尤其在那个人贩子出没的年代。然而，除了最初几次他们送我上学，带我认路外，在这里上学的四年半里，他们再没送过我。开学报到也是我独自一人去，印象中他们只在三年级开学时送过我一回。平时，要么我自己上学，要么跟邻居家的表叔或邻村的同学结伴上学。

放养以后，我也不必再吃电饭锅里温着的饭菜。我妈跟邻居家商量好，给些伙食费，我每天中午去他家蹭口热饭吃。邻居家很纯朴，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都比我大。我叫他俩大姥姥和表叔。吃饭时，姨奶念及我年纪小，怕我吃不好，还吩咐大姥姥和表叔让着我。他俩确实不跟我抢食，可菜的分量有限，只有吃得快，才能吃得多。我们三人都懂得这个生存法则，总是吃得很快。有时，菜的分量不少，我们仍旧比谁吃得更快，时刻盯着桌上彼此的碗里还剩多少米饭和菜，俨然把吃得快当成了游戏。

那时，城郊大多数家庭的条件一般，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不多。爸妈没空照顾我，怕我亏待自己，又或多少想补偿我，给我零花钱向来大方。我是全班零花钱最多的孩子之一。我家还有不少亲戚在城里，他们逢年过节来我家，常带些城郊不易买到的零食。手里有零花钱和零食，加上我妈从小教育我要大气，我很快成为学校的孩子王。下课或放学后，同学们都喜欢跟我玩。有一回，亲戚带了一包旺旺大礼包来我家。我妈把它藏进衣柜，打算过阵子走亲戚时送礼。我禁不住诱惑，偷偷在包装袋底下撕了个小口子，每次从里面掏出一小包零食。这样乍一看，大礼包仍旧鼓鼓囊囊，完好无损。不过，旺旺的产品并非全合我的口味，我的最爱只有旺仔小馒头。我把剩下的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那是二十一世纪初，旺旺的零食在城郊稀罕得很，很多小孩没见过。我举着一包旺旺小小酥，身后就有十几个小孩跟着，有男有女，一个个屁颠屁颠的。

我的小学离当地的火车运货枢纽站很近。有一阵子，中午放学后，我拿着小小酥之类的零食走在前面，身后跟着近十个同学。我带他们去运货枢纽站看火车。不过，我们最大的乐趣不只是看火车，而是把随身带的铁钉之类的小东西全摆到铁轨上，一字排开，再躲进附近的草丛里，等火车经过。我们兴奋地望着沉重的车轮轧过铁轨上的那些小东西。那一刻，我们像围着一场秘密炼金术的小学徒。火车驶远，我们蜂拥而上，在铁轨、枕木和道砟上翻找，看它们被轧成什么古怪的形状。我最满意的一个东西是一枚被轧过的铁钉。那枚钉子的钉头连同一截钉身被轧扁，形似青龙偃月刀。我挥舞着这把小刀，所有小孩都围拢过来，盯着它两眼放光，羡慕不及。

回到学校，我找来一根用完的水笔芯，把剩下的一点墨清理干净，当作刀柄，再把钉尖和一截钉身塞进去，一把青龙偃月刀就成型了。此后，我整日把玩这把由火车轧制而成的青龙偃月刀，直到某日在家附近的大池塘边玩耍，不慎把它掉进塘里。我想尽办法去捞，终究只能看着它斜插在塘底的污泥里。我从此失去了这件心爱的宝贝。如今想来，一帮小孩守在铁轨旁等着车轮轧过铁钉，其实十分危险。运气稍微差点，车轮巨大的压力挤压铁钉，它很可能犹如子弹一般弹射出去。我们仅有的遮挡物不过是草丛，真要射过来，后果不堪设想。所幸我的小小酥没有间接招来这种祸事，否则碰上难缠的家长，我爸妈恐怕要为他们对我的放养担上不小的责任。

天快黑了，玩伴们该回家了，不能一直陪我玩。爸妈到家前这段时间，仍得我自己打发。在爸妈的教育下，我打小深知成绩的重要性。他们到家前，我专心做作业，背课文。兴许是我比多数孩子稍聪明些，加之爸妈在我学龄前引导得好，小学课本上的内容我学起来毫不费劲，很快做完当天的作业。爸妈看出我的接受能力强过一般孩子，每天给我布置一些额外任务。我做完作业，就做这些任务，比如提前背课文，往往不到半个学期学完一学期的内容。爸妈回来前，我背书给小花听。它不作声，我不知道它是否听懂了。不过，它大概听懂了一些，因为它是我们那片最优雅的狗，多半离不开我对它的教育。爸妈一到家，我冲上去，拉着他们检查作业，或背书给他们听。如此良性循环之下，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不止名列前茅，而是次次第一，“三好学生”的奖状拿到手软，从不需爸妈烦心。不夸张地讲，我的成绩好到远近闻名，是十里八村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作业做得太快，空闲时间还是太多。我闲来无事，不知何故渐渐迷上画画。没人陪我玩，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画画。二年级时，学校有位吴姓语文老师曾学过美术。吴老师见我爱画画，而我妈正愁放学后到她和我爸到家前这段时间没人照看我，两人一拍即合，我放学后跟着吴老师学画。再大一些，我认识了学校一位专门教美术的何老师。他比吴老师专业得多，我转而跟着他学美术。素描、水粉、速写、吹画、贴画，他都教过我。自从爱上画画，没人陪我玩，我自己画画也很开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把自己的画贴得家里到处都是。有时亲戚朋友到访，夸奖我：“以后是个大画家啊！”我听后笑而不语，用力点头，认为对方眼光甚佳。何老师见我水平尚可，替我报名画展。后来，我有一幅画着机器人的科幻水彩画在合肥—久留米友好美术馆展出。直到六年级，我逐渐对画画失去兴趣，画笔与画板扔到床底，从此不见天日。总之，放养的那几年，画画是为数不多能让我重回圈养的喜好，像我替自己搭起的一间精神小屋。

周末和放假的时候，放养让我有了更多亲近自然的机会。春天到了，我照着课本上的步骤做纸风筝。材料不需太多，几根打毛衣用的木制棒针，一张结实的白纸，再用上剪刀、毛线和胶水，没一会儿功夫，一个风筝就做成了。我和村里的小孩迎着春风，闻着槐花香，奔跑在田埂上，放飞自己的风筝。小花也欢快地跟在我们身后，追逐春天。

夏天到了，我们在正对菜园的池塘边钓小龙虾。我们先从田里抓一只土田鸡，剥掉皮后，整只拴在麻线上，麻线的另一头系在一根折断的树枝上。我们蹲在池塘边，握着这简陋的手工钓具，一钓就是一下午。一个地方钓得差不多了，换个地方接着钓，常常钓满满一桶。钓得太多，我从桶里拣一两个扔给小花玩。它用爪子拨弄几下，很快没了兴致。

秋天到了，天气转凉，菜园东边那块地里的兔子更频繁地出来觅食。我们轻手轻脚地走在地里，小花跟在身旁，俨然一条猎犬。我们时刻留意脚边的动静，看是否有兔子在农作物的残根败叶和杂草底下出没。一旦瞧见兔子，我们小心靠近，趁它不备，猛地飞扑过去，把它压在身下。它动弹不得。我们继而多了一只宠物，虽然通常养不了多久。

冬天到了，大雪纷飞。雪停以后，四周一片雪白，树枝挂满雪，地上也积满雪，足有一尺厚。我们一脚踏进去，得像拔萝卜似的才能把脚拔出来。不过，我们不畏寒冷，照样堆雪人、打雪仗。小花撒开腿，也扑进雪地里，跟着我们一起疯玩。一直玩到浑身出汗，小手冻得通红，连雪球都快握不住了，我们才肯回家。那些圈养时只能眼巴巴望着的自然，到了放养的时候，终于被我和小花踩在脚下。

回忆了这么多童年往事，这一切和“后遗症”又有何关系呢？我听过一句话：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我不知道自己被圈养和放养的童年究竟算幸运还是不幸。也许，被圈养的那两三年算得上不幸。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整天被锁在家里，只留一条狗作伴，怎么想都有些残忍。若放在欧美国家，这种情形一旦被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发现，父母将被暂时剥夺抚养权，孩子交由政府监管的寄养家庭、亲属或寄养中心照看。至于放养的那几年，虽然父母白天依旧不在身边，但我自由自在，不受他们监管，可以当孩子王，可以尽情奔跑在自然里。只要不出意外，他们每晚到家看见我毫发无伤，我就是完全自由的。这是多少同龄孩子求之不得的日子。因此，尽管我妈后来回忆起我的童年，常觉心酸，我却觉得自己幸运。

然而，幸运并不意味着毫无代价，反而在不知不觉间催生出许多后遗症。比如，我钟爱狗。虽然小花后来被偷狗人毒死了，我再没养过狗，但我从小不怕狗。再凶的狗，我都想靠近摸一摸，逗一逗。比如，当年我拿玩具和零食隔着一道铁门和那些小孩玩，玩具玩腻了，零食吃完了，他们各自散去。这样的经验让我很早洞悉到，人与人待在一起多有缘由，要么有所企图，要么彼此在意。因此，我长大后小心翼翼地维持人际关系，记下朋友的生日，当天送去祝福。比如，我至今吃饭吃得极快。不论吃什么，不论烫不烫，常常风卷残云，几口下肚。有时和朋友一起吃面，对方才吃小半碗，我已经连汤都快喝完了。比如，我从小到大对别人出手一向阔绰，即便囊中羞涩，面子上一定做足，否则心里过意不去。再比如，我偏爱冒险，常做一些家族里其他人觉得近乎疯狂的事，不论是跑马拉松，还是从大学骑行近一千公里回合肥。如今想来，冒险的种子大概早在那些年守在铁轨旁等火车时就已种下。

还有，打小起，爸妈反复强调成绩的重要性，这让我很早意识到成绩不仅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更能让我获得父母和周围人的认可。有时，哪怕做错什么，只要成绩好，也能得到几分宽宥。此外，爸妈和我之间的交流始终不多，这使得我长大后不知如何跟他们正常平和地交流。当然，他们大概也不知道如何和我正常交流。更深的后遗症或许在于独处。我过早习惯一个人待着，习惯自己打发时间。长大以后，我成了许多人眼里不需强社交、也能源源不断给自己提供能量的人，虽然有时我十分想社交。再者，我也早已习惯不麻烦别人，很少主动向人求助，凡事先靠自己。很多事情开口并不难，我却觉得一个人能扛过去。

凡此种种，早已成了我之所以为我的一部分。平日，它们潜伏在性格深处，不易察觉，可追根溯源，多半都能追溯到我被圈养和放养的童年。这些年，我谈不上去治愈不知幸否的童年，可这些后遗症早已给我的人生打下深深的烙印。或许在我心里，还始终站着那个脖子上挂着钥匙，独自出门，又独自回家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