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最年轻有为的学生蔡锷
第九章第五节
时务学堂最年轻有为的学生蔡锷
一、神童才子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宝庆府（今邵阳市）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不满十三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参加院试。临进考场时，由于个子矮小，考生很多，父亲将他举起坐在肩上。湖南学政江标见了笑问：“怎么儿将父作马骑呀？”蔡锷敏捷地回答：“父愿子成龙嘛！”江标高兴地召蔡锷走近，手指蔡锷说：“小学生暗藏春色。”蔡锷立即躬身道：“大主考明察秋毫。”江标大喜。后阅蔡锷试卷，拍案叫奇，赞不绝口，于是取为秀才，名列前茅。1897年秋，蔡锷又在新任湖南学政徐仁铸的推荐下，到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不满十五岁的蔡锷，是四十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视为才子，师生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深为悲愤，决心以“湖湘人杰”、“国士”自许，因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锷”。锷指剑刃，表明要弃文学武，改习军事，不做文弱书生。1901年，蔡锷自费考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次年进入士官学校，与蒋百里、张孝准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1904年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军事学堂任教官。1911年初至云南，任新军协统，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1915年在云南发动护国军起义，任第一军总司令，举兵入川，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被任为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长。因积劳成疾，赴日本治疗，1916年11月病逝，次年4月归葬长沙岳麓山。有《蔡松坡先生遗集》行世。
二、蔡锷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
蔡锷是出身湘儒的著名军事学家和爱国主义政治家，也是旧湘学向新湘学转型时期对民主革命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一生戎马倥偬，病魔缠绕，仍不忘著述，其学术思想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时务学堂时期。1897年，蔡锷自邵阳入岳麓书院，考入时务学堂，前后虽仅七个月，但学术思想却跨越了若干时段，可作两阶段阐明。第一阶段：蔡锷入学前受程朱理学正统熏陶，走的是一条希望通过科举成就功名的道路。后业师樊锥授以魏源经世思想，初步了解公羊今文学学术观点。第二阶段，入时务学堂后，蔡锷通过南学会、《湘报》、《湘学报》及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诸师教育，逐步树立了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思想。
1898年7月撰《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将历代士大夫爱国忧民的高尚气节与群体关系，略分为心觉、气觉，并按功德分列上次两等，指出清末内外交困之根本原因在于屡挫不振，无气无心，国破种厄，心死气销，必须矫强保教，中立不倚，挺然独立。9月撰《秦始皇功罪论》，认为“始皇为臣下锢蔽，势成非心，燔诗书，夷功臣，好侈戮，均不获己之举，其过在愚民。功不成者不获已，罪不成罪者亦不获已也，师其所以兴，革其所以亡，慎听言慎用人”。（《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从这两篇文章可知蔡锷通过时务学堂学习，爱国主义与变法改制开始成为他的思想根基。
第二，留学日本时期。1898年戊戌政变后，蔡锷第一次赴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大同高校和横滨东亚商校读书。受西方民主自由学说的影响，民主革命思想日趋激进，这时是蔡锷学术思想成熟时期。1900年秋回国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奉派回湘联络，事败再回日本，转入陆军成城军校，1904年毕业于士官骑兵三期。在日本前后六年，蔡锷与民主革命激进派领袖黄兴，君主立宪激进派领袖杨度，及由保皇派转为改良派领袖的梁启超均有密切交往。黄兴为同乡同学，杨度为同乡前辈，梁启超则为老师，三大学术流派集于东瀛。这时，蔡锷思想正式定性为爱国主义者的民主革命稳健派，其中心思想是统一共和，尊王攘夷。蔡锷留日时期主要著作有《军国民篇》（1902年）、《致湖南士绅书》（1902年）及在1900年《清议报》上发表的杂感十首，体现如下学术思想：
《军国民篇》从甲午战后国势分析入手，蔡锷认为“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
其原因包括八个方面：一在于教育者在纲常礼节，靡靡辞章，英颖青年，槁木死灰，代代相承，腐坏不堪；二在于学派思潮敝陋，流毒万代，伪孔蟊贼，老氏泛滥，国民永远沉沦；三在于文学者在辞章离奇、文风颓废，廉耻扫地，社会不能进步；四在于风俗者为鄙弃尚武当兵；五在于体魄者在忽视体育；六在于武器者在科技与工业落后，无尚武精神，无武器可恃；七在于郑声者在俚曲靡靡、淫厉而文想之极度，尚与武命相悬绝，而不免于儒耶？其武命之极度，尚与文想相悬绝，而不免于莽耶。”“湖南武命自湘军占中原之特色，曾胡左彭从军责偿希冀，文想则自屈原、濂溪、船山、默深后，发达旁膀，羊角直上，骏骏驶入无垠之哲界矣。”“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
第三，云南起义时期。1911年初，蔡锷入滇，酝酿起义。期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其序云：“曾胡论列，洞中窍要，懿行嘉言，为我师资，语录分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一篇，各附按语。”其选辑的内容主旨，反映了蔡锷治军思想与学术思想，要点是：
一，“将”以良心血性为前提，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分量而出，不拘一格，善趋至善，不善潜默；
二，“尚志”则精忠救国，义无反顾，骨髓血渊，百折不磨；
三，“诚实”可破伪虚，万众一心，以诚贯串；
四，“勇毅”成败利钝，鞠躬尽瘁，大勇浩然，一往无前；
五，“严明”赏罚中程，振猛挽颓，立法知恩，立威知感；
六，“公明”利人济物，辨别忠奸，激扬清浊，策励士气；
七，“仁爱”慈仁贴切，至诚无伪，教诲爱护，安民爱民；
八，“勤劳”动静劳逸，养之有素，习劳忍苦，不二法门；
九，“和辑”公私分明，严戒意气，共矢忠诚，和衷共济；
十，“兵机”守主攻客，戒慎恐惧，临阵分枝，先期合力；
十一，“战守”紧严稳健，时地制宜，精练完便，后发制人。
第四，北京羁控时期。这一期间，蔡锷潜默待机，知尊王攘夷，统一共和之不符时势，仍继续研究军事，撰《军事计划》七章三万余言，请蒋百里审润。其《绪论》曰：“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国内外周围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用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生存者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战略定而军队生。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蔡锷在京被羁控近两年，尚有论述中国兵学典籍的《古兵家学说辑要》序，论述近代田赋改革途径的《田赋刍议》序、论述中国经界史的《历代经界纪要》绪言等，均能发扬湘学经世的宗旨，触类旁通，指陈强国富民的方略。
第五，护国战争时期。蔡锷毕生伟业在护国反袁，再造共和。1915年11月与梁启超谈话云：“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可见蔡锷的气节，从年底发表《讨袁通电》起，连续发表《致海外侨胞书》、《告滇中父老书》、《护国军政府布告》、《首义誓词》、《誓师词》、《告全国同胞书》等数十文电，大气磅礴，扬言“为四万万人争人格”。1916年从四川南下往沪治病途中作《盾鼻集》序。序曰：“中国人心陷溺之深，匪伊朝夕。酿兹浩劫，其咎非独一人。要在士大夫于利害、苦乐、死生、进退之间，毅然有所守，以全其不摇、不移、不屈之概，养天下之廉耻，而葆其秉彝，或可以激颓风于既扇，而挽大厦于将倾，盖谓国之与立于天地者，必此焉赖。若相竞于事功之末，譬则扬汤止沸，去之愈远矣。”
三、蔡锷的宪政思想
蔡锷的宪政思想萌芽于湖南时务学堂求学之时。在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教育和影响下，蔡锷开始接触西学，对西方近代政制发生了兴趣。经过对中西政制的比较，蔡锷对君有权而民无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感到不满，认为这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他希望中国改行“西人之法”，并认为所谓西法就是“议院之制”。
蔡锷留学日本时期通过对日本宪政现实的身历亲见和对西方政治学说的研究而对宪政逐步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1900年，蔡锷东渡日本留学后，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道路修夷，市廛雅洁，邮旅妥便，法制改良，电讯、铁轨纵横通国，警察严密，游盗绝踪，学校会社，公德商情，农工实业，军备重要，日懋月上，不可轨量”，而反观中国则是“以我四百州之土地，五百兆众之人民，势利社会，国体精神，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中日两国强烈的对比，使蔡锷感到“几无地以自容”。为什么三十年以前，中日两国相差无几，而三十年以后，中日两国差别如此之大呢？经过分析，蔡锷认为，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而中国则不思进取，“自足过甚，自信太深”。也就是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立宪，一专制。经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强盛之因的研究，蔡锷指出：“近百年来，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则立宪制度是也。”辛亥革命成功后，蔡锷主张“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南北议和期间，蔡锷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多次致电孙中山及独立各省都督，进一步明确表示民主立宪的要求。之后，蔡锷积极投身民国宪政实践，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分权为主要内容、以强有力政府为保障的宪政思想。
蔡锷在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理论的过程中，对西方三权分立学说曾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以权制权的理论尤为推崇。蔡锷领导辛亥云南起义成功后，对于云南省乃至全国的政权机构建设进行了认真思考。基于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他认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废除后，中国应当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机关来行使，实行三权分立，并将之视为推行宪政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蔡锷还十分注重国家三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均衡和相互制约的问题。在他看来，一种权力一旦缺乏另一种权力的制约，就会导致滥用，这对宪政的实施是十分有害的。因此，蔡锷在云南省军政府条拟的二十三条中央会议大纲中明确要求中央会议研究三权分立的问题，确定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组织”。
在云南，蔡锷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初步构建了地方的权力机构，并主张行政权属云南军政府，立法权属于临时省议会，司法权属于检察厅和审判厅。因此，云南军政府成立后，蔡锷就筹设立法机关，他致函赞助共和的旧省咨议局说：“满清专制二百余年于兹矣。锷等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誓灭胡虏，为同胞谋幸福，爰于昨晚首先举义。所幸围督署及攻各局、所，义师所向，着着制胜，不崇朝而大局已定。惟是破坏之责，锷等已尽，而建设之任，专在诸公。盖诸公为全省代表，乡望素孚，务祈出而维持，互相赞助。如表同情，请即移至敝司令处，会商善后办法，是所切盼。”咨议局回函表示，“顾首先发难在诸公，既不避枪林弹雨之危，同人等责任所在，敢不竭力维持，以襄成功。”随后，咨议局在与军政府会商后，通电云南各地自治团体，规约十余条，对迅速稳定云南各地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蔡锷的重视和支持下，不久对旧省咨议局进行了改组，在旧议员中留二十余人，从军政府参议院的参议官中挑选十余人，组建省临时议会为立法机关，并选举李增为议长，万鸿恩为副议长。省临时议会成立后，作为云南最高行政首长，蔡锷对省临时议会是尊重的。云南军政府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举措，如财政预决算、组织北伐军、援藏行动、各州县及省军政府官员公费、筹借外债、发行公债等，都提请临时省议会审议，而且还邀请议员参加军政府政务会议实行民主决策。对于省临时议会提出的议案，军政府极为重视，认真研究，及时回复，对于有益的建议，如杨开源关于任用本省官吏的六条规定等，则予以采纳执行。蔡锷后来说：“滇自反正以还……中间事变百出，深赖临时议会诸君群策群力，隐予维持，大局得以安定。”1913年2月，云南省议会正式成立，蔡锷亲往祝贺并致祝词：“吾国既由专制而跻于共和，则立法机关之权责至重且巨，在国则曰国会，在省则曰省议会。”他希望省议会“代表民意，发抒谠论，内体社会一般之要需，外应世界潮流之趋势，务尽其机关本能，以定吾滇适用之方策”，并表示军政府要与省议会“连轨并进，冀收福国利民之功，绝隔阂拘牵之弊”。总之，蔡锷督滇期间，军政府是有权威的，省议会是有地位的，军政府与省临时议会以及后来的省议会各行其权、各尽其责，共同致力于云南的政治、经济建设。
《临时约法》公布后，蔡锷对其扩大参议院的立法权而大大限制行政权的规定是不满意的，认为“《临时约法》之结果，致陷政府于极疲惫之域”，违反了西方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根本原则。他指出：“立法之权，操之议会。故善用之，则福祉可期；不善用之，则流弊滋大。”如何保证立法权“善用之”，防止其“不善用之”呢？蔡锷主张立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他认为：“就法理论，立法权固当尊重，行政权亦须有严格之保障。若立法部对于行政部为过度之干涉，而无救济之途，则行政权直被立法权侵压束缚而无所施。是国权将只有消极限制之作用，不能有积极活动之能力，势必日即于萎靡。”蔡锷多次提出要尽快制定民国正式宪法，真正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合理划分立法权和行政权，使“两权得其平均，互相钳制”，以建立名副其实的三权分立的政权体制。
蔡锷从法理角度出发，对《临时约法》扩大立法机构权力，限制总统权力表示不满。后来他又对国会依据《临时约法》赋予的权力对政府限制的行为也多有不满。在1912年六七月份的唐绍仪内阁垮台和陆徵祥组阁风波中，蔡锷通电各省都督指出：“近闻有唐总理引退，内阁势将瓦解之说，滇处边远，不悉内情，而眷念时艰，五中溃裂。”“若因党见轧轹，至令内阁动摇，复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万一祸机乘虚爆发，大局何堪设想？”他希望“国务院诸公忍辱负重，维持危局”，“尤望各政团、党维持劝导，不加牵掣，庶政务得以进行，大局不致牵动，则民国幸甚”。同时，他还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参议院及各省都督，宣布愿先自取消统一共和党，并提出“毁党造党”的主张。
尽管蔡锷对国会多有不满，但他还是视其为民国共和政治的集中体现。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通过“公民团”的暴力威胁当上了“合法”总统后，就公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借口该党议员在“二次革命”中配合“作乱”，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国会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通过“政治会议”这一御用组织，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2月，又颁布命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和解散省议会。至此，国会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象征被袁世凯全部毁灭。对于袁世凯破坏国会、违反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的行径，蔡锷是不赞同的。1914年1月，蔡锷受命审查《救国大计咨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咨询案》时，虽然迫于袁世凯的淫威不得不同意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但他仍然提出，“我民国决不能无国会，国会组织旦暮改定，大总统决不能不仍行召集”。到5月份，蔡锷见袁世凯非但没有重开国会之意，反而公开宣布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国务院总理为国务卿后，感到“越看越不对了”，于是和梁启超一道公开号召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足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言外之意就是要召集国会，根据民意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护国战争爆发后，蔡锷与唐继尧等人发布的《讨袁檄文》中历数了袁世凯的罪状，其中第三条至第十二条就是声讨袁世凯违反三权分立原则，停止国会议员职务、鸠杀国会、并吞立法、尽灭各级地方议会等罪行。护国战争一结束，蔡锷就提出，“百政待决于国会，亟宜克期召集”。
总之，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是蔡锷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蔡锷看来，没有三权分立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宪政就无从谈起；没有三权之间的均衡和相互制约，宪政就无法实施。因此，蔡锷主张三权分立，特别是坚持权力均等、互相制约，表现了他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决心。
附录1：蔡锷【讨袁檄文】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指逆舆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锷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胥一；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
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判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锷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逆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缨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鏖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之者：
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详。锷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锷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豫测。锷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锷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既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稍亘岁月，则鹬蚌之利，真量于渔人；其萁豆之煎，空悲于轹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锷等则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
今若同申义愤，相应桴鼓，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民国之一夫，天人相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
附录2：
云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檄文(2)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贲龙骧，或道击乡闾，鹤鸣凤翔，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邦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勛耆，便合聚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涿鹿中原，会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玆要约曰：
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
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
罢除一切明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
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
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
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与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勿赦；抗颜行，杀勿赦；为间谍，杀勿赦；故违军法，杀勿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 唐继尧
第一军总司令官 蔡锷
第二军总司令官 李烈钧
注：本文选自陈友康编著《云南读本二一年二月出版暨庾恩暘着《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民国五年出版。
【文本解读】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袁世凯窃踞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进而欲复辟帝制，君临天下。在筹安会及其党徒的精心策划下，「国体投票」、「劝进」等丑剧纷纷上演，大张旗鼓以造声势。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公然宣布接受帝位，并拟定于次年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基大典。如此倒行逆施的行径，致使举国哗然，群情激愤。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唐继尧、蔡锷为首的起义者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出师四川，李烈钧率护国第二军进兵两广，唐继尧以都督名义率护国第三军留守。滇军人数虽少但士气高昂，不仅在四川主战场上连连告捷，在泸州、纳溪等战线上也给予北洋军沉重打击，形成对峙之势以掣其肘。加之云南义军，应和者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亦先后宣布独立，同仇敌忾以讨国贼。见大势已去，袁世凯不得已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宣布撤销帝制并于六月六日忧惧而亡。
在这场捍卫民主共和的战争中，云南虽地瘠民贫，却以一省之薄力率先举起护国讨袁之义旗。《讨袁檄文》写于一九一六年元旦，正值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之日。全文洋洋洒洒四千余字，先揭举袁世凯的出身、经历和禀性，再总陈其累累罪行以示民愤，后复详写二十条罪状，皆用词苛酷，一针见血，使人有痛快淋漓之感。文末将讨袁目的和约法一并列出，可谓「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传檄四方，昭告天下，使袁世凯于舆论和道义上处于劣弱，从精神上瓦解了北洋军，也促成了各省的相继独立。
护国首义爆发于云南实非偶然。就地理位置而言，云南地处边陲，交通不便，加之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令袁氏势力鞭长莫及。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独揽大权而肆意削弱地方力量，对视为异己的各省军政府要员或明升暗降，或调京监控，防范极其严密。蔡锷因此被免除云南都督而入京任经界局督办，但他离任前推荐时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接替其职。唐继尧主持滇政，无疑使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势力得以保全，也阻碍了袁氏嫡系的掌控。同时，云南与越南、缅甸、老挝接壤，一旦发动战争则进可攻，退可守，可谓得天独厚。
就军事力量而言，云南地方实力派，拥有一批经过血与火考验的爱国将士，足以担此重任。这些历经民主革命铁血淬炼的滇军将士，闻言袁世凯要推翻共和、复辟帝制，顿时群情憎愤，一致表示：「吾辈以无数黑铁赤血换来之民国，兹一旦为独夫夺而私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并分头串联以鼓动反袁。滇军不独思想激进，且训练有素，又拥有一批以德国和日本进口的武器，装备也较为精良。
就群众基础而言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深入其间，遂令护国讨袁成为民心所向之举。十九世纪四年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云南虎视眈眈意欲肢解、瓜分而尽收其囊。面对如此危遽的局势，清政府官员却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搜括民脂，致使民怨沸腾人心思变。一九四年，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书《告滇中父老书》，揭露英、法等国侵吞安南、缅甸的罪行，痛述亡国惨状以诫云南同胞。此文传诵一时砭人肌骨。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很多云南留学生积极加入，并于回国后大力宣传民主共和的思想，如杨振鸿回滇后倡设「公学会」等。1907年，赵伸、李根源在东京创办旨在宣传革命思想的《云南》杂志，每期出版后都夹带《民报》寄回云南祕密传播。由于宣传得力许多人耳濡目染之余幡然醒悟，积极投身革命阵营。在此前相继爆发的腾越起义、临安起义、重九起义中，各族人民皆踊跃参加前仆后继。
云南宣布独立当日，昆明各界人士纷纷到街头集会游行，高呼讨袁口号，而且「各家铺户，均张灯结彩，悬挂国旗，并于门口张贴红纸金书之永护共和大纪念字样」，真是「老少欢呼，同庆共和」。因兵力有限，护国军政府成立征兵事务所，分赴云南各县招募新兵。民众踊跃应征、使扩军计划于短期内完成，新增步兵达二十个团。护国军出师之日，各界夹道欢送，沿途高呼万岁，朱德曾回忆说，群众「攻击敌军运输，他们把粮食和弹药转运给我们。船夫撑船往来给我们运送给养，把我们的部队摆渡过河，并且从战场上往下抬运伤兵。」护国军因纪律严明深受人民拥戴，军官章慈云《北兵》诗云：「民愤北兵海样深，那堪强逼送伤兵！担来直向吾军送，诳说滇营是北营。」百姓竟将被迫抬运的北洋军伤员，径直送至护国军营地！这样颇具戏剧性的史实，是人心向背的绝妙注脚。
护国之役云南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战时为筹集军费，云南挪用生产资本，停办学校，甚至重开烟禁以征收鸦片厘金，致使公私经济和教育事业长期陷入窘境，人民亦遭受烟毒泛滥之害。战后为偿还巨额借款，唯有滥发纸币造成了长达十余年的财政金融危机。诚如唐继尧所言：「滇以贫瘠之区悉索敝赋，从事玆役。…此一年内，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公家饷需物力之消耗，虽竭数年之力不能恢复。」
云南人民以毁家纾难的气魄和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于护国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勛。孙中山认为云南护国起义影响深远，堪与武昌起义媲美，经其致电黎元洪予以建议，民国政府曾将云南“护国首义”之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节以玆纪念。谨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义军将领于五华山光复楼所宣《歃血会盟誓词》记录如下，以激励后人。词云：
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
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
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本文摘自陈友康编著《云南读本，二一年二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