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大雪

八十年代末，我十二三岁，在一个小镇上读初一。星期六下午上了两节课，大概四点多的样子，学校例行每周放一天半假，学生们都兴高采烈地冲出校门回家了。

此时，雪花纷扬扬地下起来了，如柳絮、如蝴蝶、又像风筝，在空中轻盈而悠闲地飘荡着。我穿着墨水蓝的小棉袄，领子是黑色的绒毛，脖子挨着领子，暖暖的，脚穿一双红色的布鞋，背着军绿色的布书包，准备步行回父亲的家，

父亲在另外一个小镇的学校上班，我小学毕业后暑假期间，父亲和母亲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离婚了，我被判给了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很少见到他，也从没见他对我笑过，更不用说抱抱我了。而他拿到离婚证后，竟然对我笑了，还专门请我到镇上的不错的饭馆里吃饭，允许我任性地点菜，吃完后，专门把他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让我试骑，专门用半天的时间教我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学骑车。

当时的我别提有多高兴了，阳光洒在我的小脸蛋上，我的活泼的身影印在路面上，这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雪花依旧在飘，转眼到了冬天，在我刚入初中，还不太适应住校的生活期间，父亲悄悄地结婚了，继母是黄花大闺女，编着两条拖到臀部下面的长辫子，一走一扭一摆，很是招摇。

当时的我走在通往父亲新家的路上，憧憬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里面肯定会藏着两个荷包蛋，憧憬着一盘香香的花生米，是不是还会有炸鸡腿？

带着美好的憧憬走路，脚步迈得格外大，此时雪已下了厚厚的一地，天色已暗下来了。我走过的地方留下了我一串串的小脚印，鞋子已湿透，脚冰凉冰凉的。

但当时的我感觉很有点像柳宗元《江雪》里“孤舟蓑笠翁，独约寒江雪”形象，不过我是“孤独豆蔻女，夜行风雪中”，终于走到了父亲的单位。

但父亲的房门紧锁着，我进不去，周末他也应该放假了，到哪去了？我当时想，肯定到继母那去了，继母在另一个镇上班。我只有找学校值班的人了，值班的人带我到食堂吃了一点儿冷饭，然后把学生宿舍打开，让我进去随便找地方睡。

这间宿舍就像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大教室，床分上下两层都是木板钉成排，学生是打通睡的，我选了一床旧被子铺在下面，又找了一床新被子盖，外面成团成团的雪花飞舞着，我钻在暖暖的被窝里，望着空荡荡的超大宿舍，心里无比地冷。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又迷迷糊糊地被门缝的光照亮了，天色微明，我起来了，关上宿舍门，悄悄地背起书包，步行到我上学的学校，外面的雪厚度可过小腿那么深，如果躺在雪地里，一瞬间会被覆盖，会隐形于人间，我找到一根粗大的木棍一边探路一边走。

十几里的路程，当时感觉有万里之遥，用“雪花大如席，大如手掌”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雪情，白茫茫的一片雪地，连个鬼影都见不到，雪越下越大，我的眼睛有点儿睁不开，前不着村后不挨店，也找不到躲的地方，我拼命往前走，一阵眩晕，我倒下了，等醒过来，发现天已大亮了。

我庆幸自己还活着，接着走，终于走到了自己上学的学校，进了寝室，找到自己的床铺，所谓的床铺，其实也就是找到自己的被子而已。因为那时宿舍的床是铁床，五个小孩睡两张铁床，中间连接处再睡一个，而我就睡在中间连接处，那儿就是我的床铺，也是我温馨的家。

风雪满天飞的季节，我躲进了我小小的被窝里，就如回到了我久别的家里。虽然当时肚子是空的，我要等到星期日晚上，其它学生都来上学，才能吃到学校食堂的晚饭。

我在想，家是什么？台湾作家龙应台说“小时候，父母在哪，家在哪；结婚后，伴侣在哪，家在哪；老年失偶时，子孙在的地方便是家”。对我来说，我的家就是风雪之夜两张铁床连接处的那床暖暖的被子，是学校学生食堂开饭时，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是教室里我那一张矮矮的桌子和一方小小的凳子。

从此，我怕学校放假，怕离开我温暖的被子，怕离开我简朴而温馨的家，读书读到朱自清《背影》时，全班同学泪眼婆娑，而我一滴泪也流不下来。

而今，我已人到中年，回首往事时，我依然泪流满面，我想，为人父母在尽情追求自己个人的爱情自由时，在摆脱自己不幸婚姻的枷锁时，不要只想到自己的爱恨情仇，要知道你们承受的痛苦，在孩子那儿是加倍的。

只要是一个生命，都有他的喜怒哀乐，都有

他的个体追求。不只是牡丹花才惹人关注，狗尾巴草也应该有自己的春天。不只是成人懂得人间幸福与磨难，小孩也懂，只不过总是被人忽视。

那场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