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摘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多宗教信仰地区的职业统计数字，就经常会发现如下的现象：资本家和企业主绝大多数是新教徒，受过教育的高等工人阶层（即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高等技术和销售人员）也是如此。

       即那种习得的精神特性（在这里是指家乡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氛围所决定的教养），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以及随后的职业命运。

       天主教徒……更为安静，营利欲较少，他选择尽可能安定的人生道路，因此收入较少，而不是选择有风险的、刺激的，但可能带来荣耀与财富的生活。俗话说：要么吃得好，要么睡得香。用在此处即是，新教徒愿意吃得好，而天主教徒愿意睡得香。”

        超尘出世、苦行与宗教虔敬，与参与资本主义营利这两方的对立，是不是反过来产生了一种内在亲和性（Verwandtschaft）？

       如果说，要找到早期新教精神的某些影响和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亲和性的话，我们不能像通常那样，试图从所谓的物质主义的，或反苦行的“俗世享乐”中去寻找，而要在其纯粹宗教的特征中去寻找。

       人将营利作为其生活的目标，而不再将营利作为满足其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将自然的关系加以颠倒，对人的自然感受而言无疑是无意义的，但它却成了资本主义的主导思想。

       如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宇宙，个人降生在其中，对他而言，作为个体，那就是他必须生活在其中的、实际上无法改变的桎梏。

       一旦个人陷入了市场关系之中，这个宇宙就强制他接受其经济行动的各种规范。工厂主要是长期违背这些规范，无疑是会被淘汰出经济舞台的。而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规范的话，也会变成失业者流落街头。

       以西方的标准加以衡量，在赚钱这件事上绝对肆无忌惮地追求自身利益，恰恰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展还落后的国家的特性。

      “前资本主义”的意思是：合理使用资本和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尚未成为引导经济行动的支配性力量。

       人并非“天然地”想赚得越多越好，而是想单纯地生活，按照他习惯的方式生活，赚到足以维持这种生活的钱就行了。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一再踏上这条道路，几百年来将这一信条奉为圭臬：较低的工资是有生产力的，它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彼得·库尔曾经说过，人们是因为贫穷才工作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一说法和早期加尔文派的精神十分契合。

       现代资本主义扩张动力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可用资金的问题，而是要问资本主义精神从何而来。资本主义精神繁荣昌盛之处，就能获得资金，来作为其运作手段，而不是反过来。

       人们总不愿承认，恰是这样一种具有“新精神”的企业家，才能保持清醒自制，以避免道德和经济上的灭顶之灾；除了眼光敏锐和实干之外，他还要有某种非常突出的伦理特质，这样才能使他在这样的革新中，从客户与工人那里赢得不可或缺的信任，让他具备克服千难万险的能力。

       人们总不愿承认，恰是这样一种具有“新精神”的企业家，才能保持清醒自制，以避免道德和经济上的灭顶之灾；除了眼光敏锐和实干之外，他还要有某种非常突出的伦理特质，这样才能使他在这样的革新中，从客户与工人那里赢得不可或缺的信任，让他具备克服千难万险的能力。还有，企业家的工作量与日俱增，这与舒适的生活享受是不可兼得的，与之相适应的绝不是以往的传统主义，而只有另一种伦理特质。

       更常见而且更为简单的回答是：对他们而言，不停地劳动这一事业，已经变得对其生活不可或缺了。事实上，这才是唯一确切的动机，它也表明了，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人为事业活着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反过来——是如此不合理。

       路德在其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里，基本上认为职业是生物性的事情，而关于入世活动的性质问题，他则采取了保罗式的末世论漠然态度，后者的态度体现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

       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意捍卫如下那种荒谬而教条的主张：资本主义精神（在我们暂时使用的意义上）只可能是宗教改革特定影响的结果；或甚至认为，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资本主义商业经营的某些重要形式要远远早于宗教改革，这就断然驳斥了上述的主张。我们应当确定：宗教力量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共同参与了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在此世中质的形成与量的扩张？此外，考虑到物质基础、社会与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改革时代的精神内涵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某种宗教信仰和职业伦理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在哪些方面存在选择亲和性。

       在路德的宗教才赋登峰造极之时，他写下了《论基督徒的自由》。对他而言最为确定的是：上帝的“秘密意旨”是其宗教恩典的绝对的、唯一的无理由来源。

       假设人的功过得失可以参与来决定其命运，那等于说上帝自亘古以来确凿无疑的绝对自由决定，会受到人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这是无稽之谈。人们所理解的《新约》中“天上的父”——他对罪人的悔改感到喜悦，犹如妇人找到了丢失的钱币——在此变成了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超越性存在：从亘古以来完全无法揣测的意旨，给每个人分派了命运，并支配了宇宙中的所有细枝末节。上帝的意旨是无法改变的，他的恩典对那些获得的人来说也是无法失去的，而对被他拒绝的人来说是不可企及的。

       牧师不能帮助他，因为只有被上帝拣选的人才能在灵性上理解上帝的话语。圣礼也不能帮助他，因为圣礼是上帝为了增加他的荣耀而确立的，所以应严格遵守，但它并非获得上帝救恩的手段，而仅仅在主观上是信仰的“外在辅助”。

       教会也不能帮助他，因为“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意思是，远离真正教会的人，永远不可能属于被上帝拣选的人。但是，被神抛弃的人也在外在的教会里，他们应该属于教会并服从教规，并不是为了得到救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们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必须遵守戒律。

       最后，上帝也不能帮助他们，因为基督也是为了被拣选的人而死的。

       他们的上帝自亘古以来已经决定了基督的牺牲。这样，由教会和圣礼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就被彻底取消了（路德宗还没有这样决绝），这是加尔文派和天主教彻底分道扬镳的所在。另一方面，这种内心孤立也成了那种毫无幻想、带有悲观色彩的个人主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