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2）
2007年11月23日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确使母亲感到前所未有的慰藉。象所有年轻母亲一样，她无微不至的呵护我。父亲从厂里请假回来，陪伴产后的母亲，我的啼哭声点缀着这个小小的家。
当时父亲薪水实在太低了，而母亲在后来打工的纸浆厂关闭后——大约六九年前后就彻底失业了。街道的小官僚（很抱歉，直到今天我也只能这样称呼小镇当时的那些根红苗正的居委会干部们）使母亲拥有一份职业的愿望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仅仅因为她是剥削者的后代。后来尊严的母亲干脆死了这份心。在我出生之后，三口之家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其艰难至今仍旧让母亲觉得伤感。父亲每月寄一次钱回家，大约是十元，维持母亲和我最起码的生活。或许是母亲怀上我时的营养不良，又或者是母亲在孕期始终无法驱散大哥夭折的阴影，我出生后身体便瘦弱，老是隔三差五的生病。由于营养跟不上，母亲缺奶，只得常常半夜起来替我用擂棒舂米糊，而母亲则吃咸菜下饭，有时晚上她实在太饿了，就洗净一根红薯生吃下去。父亲每月寄回的十元钱除了买米外就得留着我看病。万幸的是，那时的物价很低，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下总算撑得过去。有时我一个月生病次数太多，母亲就不得不动用她少女时在厂里打工所积蓄的钱。恰在这个时候，母亲从前的恶性贫血犯了，在我稍懂事后曾听邻居邹姨——一个善良的跛脚女人说起母亲曾经多次昏倒在菜市场。至今回思往事，我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人们说小孩子是不装病的。也许病痛的关系，我经常不停的啼哭，一哭便是一两个小时，直到声嘶力竭脸青面黑才昏昏睡去。曾经有一次父亲在家时遇到我啼哭，万般无奈下就一边听我哭声一边数数，结果他数到了四百多下我才慢慢止住。父亲在一个月假满后就返厂了，厂里规定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他是个极约束自己的人，我的啼哭丝毫不能够替母亲挽留住他。
据说我小时侯患“气痛”，一到时间就哭，尽管我现在完全没有了印象，但小镇人都说那时我把母亲折磨得够呛。父亲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说我在大约一岁半时带了我到县城婆婆处玩。有一天“气痛”发作，啼哭不止，脸色渐渐转为青黑。父亲和母亲慌了手脚，连忙抱了我去医院。可当医生正拿听诊器检查时，我忽然不痛了，冲医生咯咯直笑，医生气急败坏地臭骂了他们一通。虽然父母当时是一脸无辜，但心里高兴呢，危险毕竟暂时过去了。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没有这么戏剧性，我哭个不停，尤其是在夜里，凄厉的声音让左邻右舍都感觉恐怖，母亲则只有抱着我默默流泪，她太担心我像大哥那样夭折。幸好不久有一位老人介绍了一种偏方，这才根治了我的病，那时我已经两岁了。
在啼哭声中我度过了让母亲担惊受怕的婴儿时代。我已经会小心的自己走路，学会了说话。母亲不必再为我半夜起来舂米糊了，虽然我依旧多病。那时牛奶是奢侈品，我是吃不起的。母亲便每天买泥鳅煮烂了给我煨粥，泥鳅很便宜，因为那时还没有听说过“火锅”这玩意呢。
大约是1974年左右，中国大地上仍然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人们生活都比较艰难，布票、粮票、肉票和购粮本是小镇居民比农民优越的唯一象征，粗细粮的搭配供应使白米饭显得珍贵。母亲把节约下来的票证偷偷卖掉——绝对只能象作贼一样进行，逮住了会被定为“投机倒把”游街的，这样凑足了去綦江的路费，带了两岁的我第一次去探望在齿轮厂工作的父亲。
那时小镇到县城是没有汽车的，母亲背着我走了七十多里路来到城里，然后在曹老人的护送下从小南门码头乘小火轮去重庆。父亲按照和母亲在信上的约定在朝天门码头接我们母子。“那是一次非常心酸的见面”多年以后父亲这样感慨道。当母亲抱了我下船时，父亲迎上来想亲亲我，母亲忙不迭的让我叫爸爸。我忽然扭头伏在她肩头大声说：“我认不得他！”。现在我很难推测出当时父亲心里的酸楚。由于一年回家一次，在我的记忆中自然没有爸爸的形象。这便是生活，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自己更让一个父亲觉得难过的呢？后来，父亲把这次经历作为笑谈讲给我听，不知为什么，我似乎总能够隐约感受到那一刻父亲心里分明有一道血红的鞭痕。
一家三口回到了厂里。工作了十多年的父亲在厂里并没有住房，和另外一个姓罗的青工同租一间极狭小的阁楼。当我们母子到来时，那个被我叫作小罗叔叔的青工搬离了小屋去厂里集体宿舍搭铺去了。于是，靠近川黔公路的一个萧条小街的七平方阁楼——只有一张凉板床和一个茶几似的小方桌——成了我们暂时的家。
屋子虽然狭小，但对于长期分居两地的父母来说，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的家了。父亲早出晚归的上班，母亲则买菜做饭。拮据的经济使一家的生活极其俭朴。有时小罗叔叔会来探望我们，买上一两颗糖逗哄我，我便会用不清晰的童音冲他说母亲教我的顺口溜：
“小罗叔叔跌扑爬，跌一身的黑‘夹夹’（方言，污垢的意思），你的妈妈给你洗，你的爸爸给你刮……”
每当这时，小小阁楼就充满了温馨与欢乐。
夕阳落山时，我常常自己端来一只小板凳，坐在阁楼下的街沿边，看川黔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老解放”，那时我小小心灵中对那些让这庞然大物飞速移动的“司机”可是羡慕之极。有时我干脆把小板凳当作自己的汽车，双腿分开骑在上面，不停用手抓住板凳前端，屁股一抬一抬的让它在街沿上移动，嘴里还发出“嘟嘟”的声音。这样的活动我乐此不疲，它满足了我做卡车司机的愿望。有时在和妈妈去菜场的路上，我也会“叭叭”的模仿汽车喇叭声，两手攥成拳头象握着方向盘，一颠一颠的跑动，母亲则在后面担心的盯着我，怕极了我摔倒。
街对面有一家小食店，卖了馒头、麻花、油条之类的面食，我的目光常常被它吸引。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我为那些香喷喷的点心馒头吞过多少次口水，唯一记得的便是曾奢侈地吃完了一个二两大馒头，尽管花去了三分钱，却是母亲自己也舍不得花的，三分钱可以买一两斤蔬菜了。
邻居王老师家很富裕——在当时大约算得是家境好的。她儿子比我大一些，有着许多玩具。有时，她会给我一点零食，但更多的时候母亲会制止我接受，甚至连羡慕的眼神也不允许，当然年幼的我自然不会理会母亲的自尊心会因为我接受人家哪怕是善意的施舍而受到刺伤的。王的儿子的玩具更吸引我，有时他会把他的电动摩托车——在当时应该是一件极端奢侈的玩具——拿到街沿空地上炫耀。他得意的打开电钮，那摩托车就开始转圈儿，引来周围小孩围观，眼巴巴的望着。每当此时，他会很自豪的介绍这是他爸爸从上海给他买回来的，骄傲写在脸上。他不准我们碰摩托车，只许我们远远的看着。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想玩一玩，便央求他给我玩一下，他自然是不乐意的，拿了摩托车回屋里去了，我当时直想哭。该死的！这一切都被下班回来的父亲碰巧看见了，他默默的把我拽回阁楼。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空气的沉闷，至今我都能够隐约感觉到痛楚，我害怕极了，那时我还没有满三岁，但我好象完全能够回忆当时的情形，虽然心理学认为四岁前儿童的记忆是模糊的，我甚至相信，那件事在我心灵中已经留下一道伤痕，影响到后来我对人性的判断。多年以后，父亲和我谈起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人穷志不短”。是呵，一家三口靠他少少的工资能够糊口已经算万幸了，儿童玩具能买得起么？我至今没有责怪过父母，因为他们在我身上倾注的不是玩具，是爱。当然，我在给挥弦买玩具时是不吝惜的，难道是为了曾经所受到的伤害还是潜意识中的迷惑？
没过多久，母亲和父亲商量着给我买了一个小皮球和一个洋娃娃，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玩具，甭提有多高兴了，虽然那只是很便宜的大路货，我却珍宝般的爱惜着，直到一年后母亲大发雷霆把它们连同我拾来的各种小玩意一起扔进炉膛里。其实我不知道，为了买这两样玩具，母亲和父亲在一个月里没有吃肉食。
綦江那时极产板栗，很便宜，于是板栗成了我的零食。有时父母为了在带我看电影时不哭，也给我买上一小包“柑橘酸梅糖”，味道和现在儿童吃的“华华丹”差不多。一袋有几克重，只要三分钱。那味道实在让我一辈子难以忘记，酸咸酸咸的味儿。由于每一粒都象极了老鼠屎，当地大人小孩都管它叫做“耗子屎”。若干年后我带了女友去綦江，四处寻觅这种儿时的小吃，却再也找不着了。
母亲是个影剧迷，也特别喜欢看小说。齿轮厂有一个灯光球场，常放露天电影，母亲自然是场场不误。按照她的话说是“饭可以不吃，电影和川戏不能不看”。至于綦江县城放电影或者上演戏剧，母亲也会从厂里走十多里路去一睹为快。有一次綦江县城里上演大幕川剧《红楼梦》，恰好父亲上夜班，母亲便把我托付给邻居林婆婆，给我买了两包耗子屎哄着不哭，然后就去看戏去了。我把耗子屎吃完就开始找妈妈，任凭林婆婆怎么哄我逗我，我只管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的。当母亲看完三本川剧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正铁青着脸等着她呢……
然而，在物质贫乏的岁月里，彼此更容易化解矛盾，他们相互谅解了。因为母亲太喜欢影剧了。生活的窘迫并不能减少母亲对精神食粮的渴望，我后来的偏好文学与母亲的影响不无关系。有趣的是，父亲在那以后竟然十分理解母亲。没有多的钱来买书，为了满足她看小说的愿望，就借书来抄，把手抄本寄回太和——当我们母子后来回到太和的家时父亲就这样让母亲看她喜欢看的小说。那些手抄本不知父亲花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父亲如何躲躲藏藏，因为好些小说在当时是被禁止的，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双绣花鞋》、《奇怪的脚步声》等等。至今母亲还保存着父亲手抄的版本。现在想来，与其说那是一本本手抄书，不如说是一段贫贱夫妻的恩爱见证，我曾经不止一次为之动容。
和母亲的嗜好一样，我得说说父亲的嗜好。我不得不提到父亲吸烟的事，那可真令人心酸。就象父亲从来没有干涉过母亲的爱好一样，母亲也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抽烟，虽然都知道吸烟尤其是劣质香烟对身体不利，但她绝对能够理解父亲这个唯一的不良嗜好，我想母亲更能够体会一个为了一家生计在外孤身操劳的男人的艰辛和苦闷的心境。以我对吸烟的感性认识来揣度，在袅袅烟雾中郁闷与烦躁会在一定程度上随烟飘散。那时父亲主要是吸“经济”、“合作”牌香烟，云南产的“春耕”算是高消费，烟缸里的烟头常常被再利用，甚至有时母亲会把抽剩下的烟头收集起来，用白纸卷裹成长短不齐的“再生烟”，父亲也便极充分的实现了资源的节约使用，这样的境况大约延续到我六岁才有所改善。
在綦江呆了大约七、八个月时间，小小的我和父母一起尝到了生活的艰难。我常常想，那个时候生活的重迫和强烈的自尊一定无数次交织在父母的心头，象当年大多数困窘的家庭一样艰难的踯躅在人生路上，而根本看不到天尽头是否还有希望的篝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