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11）

2007年12月8日

        从合川县城往西，出较场坝，到“立十字”过河，再走五六里羊肠小道，便到了皂角公社。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街，统共只有四五十米长。学校就坐落在公社办公地附近，门外有一个大的晒坝，农民们晒谷或者是开社员大会以及学生集合都在这里进行。我那时并不知道，我将在这里度过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四年。

        母亲向大姨妈说明了来意，他们并不感到吃惊，好象早就决定好了接纳我似的。大姨妈和姨爹让母亲放心回去，说他们会照顾好我的。母亲提出每月交十块钱生活费——大约相当于当时父亲每月寄回家的钱的三分之一左右，但被拒绝了，姨爹认为他们宽裕些，完全有能力抚养我。母亲拗不过他们，只好不提这事，但后来仍然每月为我存上十元钱，我知道她是很自尊的，她不愿意让大姨妈白白的抚养我。

        开学已经两个月了，我在哪个班去念书成为了事实的难题。在姨妈的陪同下，母亲向校长介绍了我的学习情况，当然也谈到我低下的视力，她寄望于这所简陋偏僻的山村小学能够看在姨妈和姨爹是学校教师的份上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校长姓李名长春，挺开明，虽然他爽快的答应了，但他怀疑我能否适应学习。为了验证我的学习能力，在大姨爹的建议下，校长亲自出了一份题考我，我比规定的时间快了近一半完成了这次特殊的考试。李校长不再怀疑而且同意我直接读二年级。他把我安排在了潘竣一老师班上，潘是当时江津地区（合川县当时隶属于江津地区）的特级教师，极细致的一位老师，遇到她应该是我最大的福气，直到今天我依然充满崇敬与感激。

        母亲在安排完这一切后就离开了皂角，我虽然万分不舍，却是除了大哭一场外也无可奈何，在泪眼婆娑中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现在我得转入另外的描述，这与我今天的性格乃至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我不会吝惜笔墨来介绍那些在我童年给予我关怀和滋养的人们，他们是除父母外最让我感动的人，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作古，但我在心的深处依然为他们树立丰碑。当我学会比较善恶是非之后，特别是当我也成为一名教师之后，他们影响到了我的行为和思想，更影响到我对我所在群体在价值判断，我今天的批判看待我所在群体道德的迷失与当年他们的光辉照耀我性灵有莫大的关系。

        让我先说说大姨爹吧，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是他给予我慈父般的温暖和教益。他是九三年去世的，他的去世让我感到悲伤，甚至导致我和师范校某些领导的冲突达到一个临界点，让我愤然出走广东。这些我将在后面加以叙述。现在我希望笔下能够走出一个睿智老者的形象，当然也包括我能够知道的他的沧桑经历。

        在印象中，大姨爹是极具威严的。

        瘦高个儿，颧骨高耸，加上挂在鼻梁上的深色边框的老花镜，活脱一个学究模样。表姐和表哥都很怕他似的，不大亲昵他，甚至姨妈在他面前也显得有些拘谨。我能够感觉到他特别喜欢我，但我并不认为是因为我曾经在饭桌上说过“营养在汤里”那样的话才让他对我另眼相看。后来我从母亲偶尔的叙述中知道了一些原因。大姨爹喜欢我的聪明伶俐，但更因为他对我母亲在他最艰难时施以援手而心怀感激。与其说是同情我们这个艰苦的家，毋宁说是由于一种朴素的酬答心态才很爽快的接纳了我。今日想来，这是一种最普通最素净的应答，我有理由觉得它超越了亲情而成为圣洁的图腾，足以供后人膜拜。

        我接着叙述罢。

        刚解放时，姨爹已经是太和小学的训导主任了，据说那时的训导主任是极有威势的，头戴博士帽，站台上慷慨演讲。后来他和我的大姨妈结婚了，母亲正好也在那所小学念书。那时姨妈和他的工资都交给母亲安排，除了念书，母亲就是照料小姨和到市场采买生活必需品，做了饭等他们下班回来吃。在姨爹眼中，母亲是很有个性的。当然，母亲当时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姨妈嫁给一个比她大许多的男人，为此，母亲常常故意找茬，甚至迁怒于姨爹的乡下亲戚——那些在赶场天到家里蹭饭的姨爹的乡下亲戚没少遭母亲的白眼。最让母亲感到恼火的是这个姐夫居然后来成了自己的班主任，而且每次期末评语都给她写着“个性强”，“个性太强”之类的。当有一次母亲看到评语写的是“个性最最强”的时候，终于愤怒地撕毁了评语。我曾经津津有味的听母亲说起这些从前的经历，却觉得姨爹给母亲下的评语真是太恰如其分了。姨爹是忠厚的，他和姨妈微薄的薪水要养活自己和三个年幼妻妹，这也得益于当时才十一二岁的母亲合理的生活开支安排。若干年后，姨爹在说起当初艰难的生活时，都还夸赞母亲能干。

        姨爹正直博学，他是从旧学过来的，有着比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的文史和地理知识是极丰富的，而且能够写一笔好字。当运动来临时，他的正直给他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头上多了一顶“右派”的帽子，被发配到了很远的万寿场（现合川与潼南、四川武胜交界的一个乡）。而姨妈这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生活很是艰难。

        母亲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靠代课和做零工维持生活。在成都铁道设计院的舅舅有时也会给她寄点生活费。而大姨妈和姨爹自然已经顾不过来了，在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时候，母亲会去替他们照看一下孩子。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末或是六十年代初，姨爹和姨妈辗转调到了皂角公社教书。那时母亲已经在钓鱼城附近的纸浆厂做工。工人的伙食定量是三十六斤，而教师和干部一样的标准是十九斤。可想而知，大姨妈一家连肚子都没法填饱。小姨跟着大姨也去了皂角，后来就在那里当了知青。于是母亲会省下自己的口粮换了粮票送到皂角去，甚至有时直接节约下饭团用口袋装了让小姨给他们送去。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反哺之举！皂角小学好多老师当年都吃过母亲送去的饭团，所以当我在皂角小学念书时奇怪的发现那些老教师对母亲都很熟悉，而且很亲切。这样的日子可能持续到灾荒年结束之后几年。

        接踵而来的却是更大的波折。运动开始升级，历史不怎么清白的姨爹自然无法幸免。不知怎么回事，姨爹突然被革命小将抓走，关在城里某个地方接受审查。而懦弱卑微的姨妈居然在这个时候和姨爹划清了界限！他们的婚姻在小人的挑拨下显得不堪一击。当姨爹结束审查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由于没有人照看已经活活的饿死了，而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现在的大表姐也是瘦骨伶仃的。这段惨剧成为姨爹心里不可释怀的伤悲，这似乎也合理解释了在我眼里所看到的大姨妈在姨爹面前始终拘谨的原因。虽然随后姨妈和姨爹复婚了，但裂痕在心里永远的埋藏了起来。在这点上，母亲是看不起姨妈的。在姨爹被审查期间，是母亲携了那个后来死去的大表哥去送饭和探望，是母亲替他和姨妈之间传递消息，同样是母亲托人关照姨爹。但母亲没有想到，姨妈会那样做，在当时母亲眼中，姨妈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多年后，有一次母亲把那个丑陋的人指给我看，我都能够想到当时那张趁火打劫的脸。因为这样的经历，姨爹对母亲的品德给予了最大的赞赏，我甚至可以把姨爹对我无微不至的教养理解为他对母亲人品的尊重与肯定。

        那段时间中，发生在这个家族中还有一件大事，它改变了这个家族曾经的和谐。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能记述，因为老一辈中每个人都有责任承担后果和惩罚，但他们也应该得到原谅。创伤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平复，我作为唯一听到母亲提到这段被刻意隐瞒的历史的晚辈愿意保持沉默。（此处省略一万字）

        78年11月，我在这个新家安顿了下来。姨妈是小学的事务老师，姨爹则是初中部的语文和历史教师。那时表姐在插队结束后也来到学校代课，而姨妈的小儿子刚好念初中。姨爹不太言笑，对我和表哥要求极严格。我看见家里有棍棒，不是用来伺候我，而是伺候表哥的。表哥显得木呐，在姨爹眼里不像是读书的料。但据母亲讲，从前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敢去怀疑。无论如何，我开始领教姨爹独特的教育方式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方式很值得商榷，可那时，我对姨爹是顶礼膜拜佩服不已的。

        1978年的冬天似乎很冷很冷，虽然广播里都说是最温暖的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可我真的觉得冷呵。校园里梧桐树早就掉光了叶子，墙角灌木丛中偶尔飞出三两只饥饿的麻雀，教室外回廊里冷风直灌。我和那些比我穿得更褴褛的孩子一样冻得直哆嗦，写作业时手怎么也不听使唤。坐在教室里我实在不知道该干什么，虽然潘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可黑板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黑色的大长方形，因为我根本看不见老师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尽管老师特许我可以跑讲台上去瞧，但我很害怕。没过几天，下课的时候就有孩子叫我“瞎子”。虽然他们无一例外的遭到老师的责罚，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快乐。

        为了让我赶上进度，潘老师决定每天晚上给我补习功课。这是我最温暖的记忆。那时候天色最是容易黯淡的，虽然我曾经兴奋的发现学校比家乡小镇好多了——因为用上了电灯，而小镇居民那时是照油灯的。冬天天时短，放学的时候天色就暗了下来，伙伴们都回家了，学校显得异常寂静。留在学校的老师们挤在狭小的伙食团里等着打好饭菜。姨妈家通常是自己做菜，饭在伙食团里去打。吃过晚饭，我能够听到学校关大门的吱噶声，然后就感觉礼堂（其实就是寺庙的正殿）漆黑一片，为了节约，礼堂是没有路灯的。我从姨妈屋里要穿过礼堂去潘老师住的屋，约莫有三十米远。我扶着墙壁来到潘老师家，她和老伴会热情的把我拉进去，抱我在藤椅上，然后手把手教我落下的功课。电灯被放得很下来，是为了让我感觉更光亮些。潘的老伴从前也是学校的老师，因为白内障手术失败几乎盲了，就退了休，他借着残存的视力为我削铅笔，削好后用橡皮筋束好放桌上。大多数时候是十支铅笔一捆，待我都用钝了，时间也差不多到深夜十一点了。好些时候看我哆嗦，慈祥的老头儿会往我嘴里塞上一根“白寸斤”（一种当时比较高档的杂糖），再把床上的棉絮拿来裹我身上，身子一下就暖和起来。就这样，在一个月时间里，我跟上了进度。虽然我依旧看不见黑板上写的字，但我学会了听。上课的时候，我常常是伏在课桌上听老师讲，听同学们读。老师让看书朗读的时候，我会努力的指着书起劲的朗读。有时测验，那时没有试卷，是老师写在黑板上学生抄题，边抄边做。我自然看不到，就只好等着老师抄完再把题给我，所以我的答题时间就远远少于其他同学。让潘和所有老师欣慰的是，我几乎不需要延长时间一样的可以完成。这样的成功使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忘却了自己眼睛看不见的事实。于是在适应了所有的环境后，我开始融入到大家一起。

        想来那时是有些优越感的，由于姨妈和姨爹都是老师，我和其他教师子女一样，无论从穿着还是习惯上似乎都显得要突出些。当年那种生活水平下，学校里的孩子们绝对都是苦孩子，他们的家离学校很远，上学要走很长的山路。遇到下雨天，满身泥浆走进教室。他们衣着也极普通，没有打补丁的就算是好的了，有的书包就根本是两块布缝起来的。我能够穿表哥不穿了的咔叽布衣服，还有灯心绒的外套，在那时应该算是比较时髦的。但我更羡慕那些农家孩子们书包里的玩意儿：泥做的手枪，砍成小截沾着泥土的甘蔗，烤红薯或者生的红心红薯，有时还会有几绺咸菜。我凑近他们，小声的向他们讨要，我能够嗅到他们身上猪潲水夹杂着柴禾烟熏的味道，那味道很特别，和他们书包里的玩意构成了我那时的记忆。在班里我是最小的，或许由于农家孩子天然的的淳朴与同情吧，他们有时会让我分享。更多的时候，我投桃报李的会把铅笔或者本子送给他们，说是送，其实就是孩子间的交换。本子和铅笔我是不缺的，而对他们来说却是挺贵重的。我们玩一些农村孩子常玩的游戏，什么“占营”呢，“游击”呢，还玩一种叫“挤榨”的游戏，就是大家靠了墙壁挤在一块，谁先被挤出去谁就只能重新从边上去挤，这样的玩法很暖和身子的，不多久就满头大汗了。校园里有简易的乒乓台，石头砌成的，上面是三合土。玩乒乓可是奢侈的活动，往往就是只有乒乓没有拍子，大家用手掌当拍子玩。有天我从姨妈的抽屉里居然发现了一副旧的拍子，连胶皮也没有，我带了去，让他们眼红了好一阵子，为此我也分享了他们不少烤红薯和甘蔗。

        姨爹有早上到学校附近田埂上散步的习惯。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方子，说是常看绿色眼睛就会恢复，还有什么早上起来看初升的太阳也对眼睛有好处。姨爹就让我早上跟他一起去田埂上看绿色和望太阳。现在想来这对我眼睛并没有什么实在的好处，但那时当我看见远处的绿色和鸭蛋黄般的太阳时，我还是觉得欣赏到了美丽。学校背后是深深的山谷，冬天的雾气升腾弥漫开来，田野的空气芬芳清新，好些时候夹杂着炊烟的味道。在田埂上漫步，姨爹会考考我最近的功课，或者讲些历史故事，我轻松的回答，仔细的听姨爹娓娓道来，那些故事至今都觉得记忆犹新如在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