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度量衡

《中庸》这本书难讲，这本书是以实际行动为基础的，探讨的是知行合一的深度问题。

一个人工智能，如果在人类设定的框架下正常运行，那就是中。如果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拥有了非理性的东西，做出了超出人类伦理的事情，这就是不中。

这是立场问题，人工智能不能伤害人类，不能把人类取代，这是基本立场，讲《中庸》，也是有基本立场的。

合于自然之道，合于人的天性？还是合于礼乐之道？或者合于法令，合于利益的算计？这是价值观的选择与临事的抉择。这里都有在各个框架里的过与不及之处，中庸隐含在其中。

如果说，从《四书》中的《中庸章句》来讲，这里有朱熹的价值设定，有朱熹的立场，可以说是儒家的经典，儒家的方法论。

如果说，从《礼记》里的一篇观《中庸》的话，又有所不同。礼记，是先秦的社会学合集。可以说，不限于儒家，可以说是百家共创、共享的资料。从这个角度看，中庸是先秦人的为人行事的方法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没有哪一家的属性，写的是人性的根本，人的天性，这是通于道家的，亦或者说，儒家和道家，本就是一体两面的。

天命—天性—发乎天性（道）—修道—教。

教，就通达儒家的礼乐制度了。礼乐制度的背后，还是源于人的天性。所以中庸也是一本修身之学，修就是自返、内观，觉知到自己的天性，依照天性做事，这就是中国人为人做事的底层逻辑。

《大学》想法比较多，《中庸》做法比较多。《大学》为平天下的理想，而作制度设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路径，具体咋办？还是靠《中庸》，靠具体的人完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具体到人啊，就是说到做到，知行合一。修身不是概念，而是方法，是行动。人在一个人的时候，要慎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要至诚，没有丝毫自欺。

人永远不可能只是面对自己，人要在社会里摸爬滚打，在红尘里历练，要面对芸芸众生，所以人就会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就是人的天性、本性、本心。“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是非理性的，而这非理性的情绪，对自己、对他人、对做事的影响又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不伤己，不伤人，不碍事。因为有这个度，那么，修齐治平才可能一步步往前踏出，走的平稳，走得通常。《大学》给出目标定位，而《中庸》则是导航，它时刻提醒你，“你已偏航，请掉头！”

地图导航的背后是卫星定位导航系统，而中庸之道的背后则是天道、天性。

说到“修身”，《大学》教给我们的方法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中庸》教给我们的方法是“五达道，三达德”，从人际关系和做事上反观，反过来印证，这就是从结果说话，这就是完全的行动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五达道，“曰君臣也，曰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就是处理好上中下各种关系，亲亲、尊贤为则。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是修身有成，关系糟糕，所谓的修身就是空话。

三达德，就是智仁勇三达德。智慧，仁爱，刚毅无畏。智慧，想得明白、通透，整全，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仁爱，就是永远不忘怀仁爱，这是底色。刚毅无畏，就是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都不会退缩。以此反观修身之成果。

《中庸》给我们的教诲就是拿事实说话。用现在的语言，那就是看绩效，看你到底做到什么程度，设定的目标有没有达成，有没有保持初心，遇到困境能不能挺过去。《中庸》是很实在的学问，因为实在，看效果，不搞那些空口白话，所以最是难学。读书人，有理想，很容易唱高调，很容易成书呆子，《中庸》是打倒书呆子，揭露伪君子，“君子而时中”，做一个智仁勇的真君子，做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真君子，做一个鲜活的真君子，能成事儿的真君子。绝不能做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愚君子，呆君子。宋以后，这样的君子不要太多。

读《中庸》，搞清楚咱们中国人原滋原味的做人做事的底层逻辑，这是我读这本书的方向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