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通鉴‖贾谊上疏论治国之道（前174-前173）

汉纪0303

原文：

六年（丁卯、前174）

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原文略）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七年（戊辰，前173）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夏，四月，赦天下。

解读：

梁国太傅贾谊向汉文帝上书道：“我私下思考当今局势，值得痛哭的事有一件，值得流泪的事有两件，值得深深叹息的事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常理、损害正道的事，更难以一一列举。那些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了，唯独我认为并非如此。说安定太平的人，如果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国家治乱根本的人。如同有人把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人睡在上面，火还没有猛烈燃烧起来的时候，他竟然洋洋自得地认为这是安宁之地，如今的形势，跟这有什么不同！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说明，并陈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供您仔细斟酌选用呢？

“如果治理国家，定要耗费心神，劳累身体，还不能享受音乐的快乐，那么不去做也可以。但若能保持今日的安乐，同时使诸侯遵守法度，没有战争，匈奴归顺臣服，百姓淳朴朴实，那么陛下生前是圣明的皇帝，去世后是英明的神灵，美好的名声将永远流传。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太宗，上可与太祖相配，与汉朝一样永存不衰，确立纲常法纪，作为万世准则。这样即使后代有愚笨不成器的子孙，也能继承基业而平安。以陛下的英明通达，再让稍懂治国之道的人在下面辅佐，达到这样的局面并不困难。

“然而，建立诸侯国必然会形成相互猜忌的态势。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屡次遭受祸害，君主也屡次忧心忡忡，这实在不是使君主安心、保全臣民的办法。实际情况已经表明：陛下的同父弟弟淮南王刘长曾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济北王刘兴居也曾向西进攻发动叛乱，如今吴王刘濞又被告发谋反。陛下您正当盛年，行事道义没有过失，恩德惠泽又不断施予，尚且发生这样的事情，更何况那些最强大的诸侯，他们的权力可能是这些诸侯王的十倍以上呢！

“然而，天下目前还算稍有安定，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那些大国的诸侯王年纪幼小，尚未成年，朝廷为他们设置的太傅、国相正掌握着权力。但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成年，血气方刚，那时朝廷派去的太傅、国相就会称病被罢免，他们就会在丞、尉以上的官职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到了那时，他们做的事情和淮南王、济北王当年的反叛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时再想求得国家安定，即使是尧、舜也办不到了。

“黄帝说过：‘日到中午，一定要晒东西；拿到刀子，一定要切割东西。’现在如果顺应形势及早行动，求得完全安定很容易；如果现在不尽早采取断然措施，将来就不得不毁掉骨肉亲人而诛杀他们，这和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残的悲剧有什么两样呢！那些异姓诸侯依仗强大而反叛的，汉朝已经侥幸战胜了他们，却没有改变造成叛乱的客观条件。如今同姓诸侯沿着这条老路蠢蠢欲动，征兆已经出现，形势一旦发展到那一步，叛乱又会重演。灾祸的变化，不知会落到哪里，即使是英明的皇帝在位尚且不能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我私下总结过去诸侯王谋反的教训，大抵是力量强大的诸侯先反叛。长沙王的封地才二万五千户，功劳虽小却保全至今，吴芮与朝廷的关系疏远却最忠诚，这不单是他品性与众不同，也是封国弱小、形势所迫的结果。假使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座城封为王，到今天即使势力削弱灭亡也是可能的；如果让韩信、彭越这类人只封为彻侯而居于长安，即使到今天还存续也是可能的。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就显而易见了。要想让诸侯王都忠心归附，就不如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力量弱小；要想让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遭受被剁成肉酱的下场，就不如让我们像樊哙、郦商那样只做列侯；要想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多分封诸侯而削弱他们单个的力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驱使，封国狭小就不会滋生反叛的野心。让天下的形势，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都能服从控制，诸侯王不敢有异心，像车辐聚向车轴一样归顺天子。具体做法是：分割诸侯的土地，定立制度，让齐国、赵国、楚国各自分成若干小国，使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子孙，都按次序各自得到祖先的一份封地，直到分完为止。那些封地多而子孙少的诸侯国，也先分成若干小国，暂时空置在那里，等到子孙出生，再让他们去做国君。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私利而收归自己所有，确实只是为了令国家安定太平罢了。如果做到这些，那么即使让一个婴儿做皇帝天下也会安定，立一个遗腹子为帝，朝拜先帝留下的衣冠，天下也不会动乱，当时天下大治，后世也会称颂圣明。陛下您顾忌什么而迟迟不这样做呢？

“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人患了严重的浮肿病一样，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像腰一样粗，一根脚趾肿得几乎像大腿一样粗，平时无法屈伸，一两根脚趾抽搐，整个身体就痛苦不堪。错过目前时机不加以医治，必定成为无法医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无能为力了。这种病不只是浮肿，还遭受脚掌变形、下肢瘫痪的折磨。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可现在的楚王，已经是陛下堂弟的儿子了。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侄子；可现在的齐王，已经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了。与陛下血缘关系亲近的人，有的还没有获得封地，以拱卫朝廷安宁，而那些关系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掌握大权威胁天子。所以我才说不仅如同得了浮肿，而且遭受着脚掌变形、下肢瘫痪的折磨。应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病啊。

“天下的形势，又如同一个人被倒吊着一般。天子，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比喻？因为天子是尊贵的君主，位置在上。蛮夷，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比喻？因为他们是卑贱的臣属，位置在下。如今匈奴傲慢无礼，侵扰掠夺，对汉廷极其不敬，而汉廷每年还送去金银丝织品供奉他们。这就像双脚反而在上位，头颅反而在下位，倒悬至如此地步，却无人能解救，还能说国家有贤能明智的人吗？应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件事啊。

“现在不去征服凶猛的敌人而去猎取田野里的野猪，不去抓捕反叛的贼寇而去搏击苑囿里的兔子，沉溺于微小的娱乐而不考虑消除巨大的祸患，陛下的恩德本可远播四方，但现在朝廷的政令却连几百里外的地方都未能有效贯彻执行，应该为之流泪的，也是这件事啊。

“如今平民百姓房屋的墙壁上可以装饰皇帝才能用的服饰图案，歌舞艺人、地位卑贱的人可以穿戴皇后才用的装饰。况且皇帝自己穿着质量粗劣的黑色丝织品，而富人家的房屋墙壁却披挂着锦绣；皇后的衣领只镶着花边，平民的小妾却用花边镶鞋口。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一百个人缝制，不能供一个人穿暖，想要天下人不受寒冻，怎么可能呢？一个人耕种，十个人聚集起来吃，想要天下人不挨饿，办不到啊。百姓饥寒交迫，想要他们不去做违法犯上的事，是不可能的。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件事啊。

“商鞅抛弃礼义仁爱，一心追求功名利禄，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人家庭富裕，儿子长大就分家；家庭贫穷，儿子长大就到富人家里充当卑贱的赘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出施恩的表情；婆母拿走簸箕扫帚，儿媳立刻张口责骂。媳妇怀抱孩子喂奶，对着公公伸开双脚而坐，毫无礼数；婆媳之间关系不和睦，动辄反唇相讥。他们溺爱孩子，贪图财利，这和禽兽已经差别不大了。直到如今，秦人这种遗留的风俗习惯还没有改变，抛弃礼义，不顾廉耻，一天比一天厉害，可以说是每月都在变化，每年都有不同。人们只顾追逐利益，不顾行为是否恰当，更为严重的是，竟有杀害父兄的情形了。而我们这些朝廷大臣，只把官府文书没有及时上报、定期集会出了差错当作大事，至于风俗败坏，世风日下，却熟视无睹，见怪不怪，认为这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罢了。至于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心归向正道，绝不是庸俗官吏能做到的。庸俗官吏的职责，只在于处理文书、保管财物，不懂得治国的大体。陛下您自己又不为这些问题而忧虑，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不如现在就确立制度，使君臣上下有等级差别，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所。这项制度一旦确立，世世代代常享安宁，后代君主就有了遵循的准则。如果根本制度不确立，就如同渡江河没有缆绳和船桨，行到中流遇到风浪，船必定会翻沉。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件事啊。

“夏、商、周的天子都传袭了几十代，秦朝做天子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人性相差并不太远，为什么三代君主能长久地施行仁政，而秦朝却暴虐无道迅速灭亡呢？这原因并不深奥。古代的帝王，太子刚出生，就按照礼制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在南郊举行仪式，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期起，道德礼义的教化就已经开始了。到少年时期，略通人事时，太师、太傅、太保和少师、少傅、少保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他，驱逐罢免邪恶的小人，不让太子看到恶劣的行为。这时，天子慎重地选择天下品行端正、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见闻广博、有道德学问的人来辅佐保护太子，让他们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一出生就看见正当的事，听到正当的言论，实行正当的道理，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习惯于和正直的人相处，行为就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习惯于和不正直的人相处，行为就不能不邪恶，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习惯久了就成为自然。’习惯和智慧一同增长，所以行为切合规范而内心无愧；教化与心智一同形成，所以行为合乎道义就像天性一样。夏商周三代之所以长久，就是因为他们辅佐保护太子有这套办法。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断案判刑，所学习的不是砍头割鼻，就是灭人三族。胡亥今天登上帝位，明天就用箭射人，把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他看待杀人如同割草一样。这难道只是胡亥天性凶恶吗？那是因为教导他的方法就不符合正道啊。俗谚说：‘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要引以为戒。’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它的覆辙是清晰可见的；然而不设法避免秦朝灭亡的原因，汉朝又将面临覆灭的风险。国家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贤良，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左右辅佐的人。趁心性尚未受到污染时就及早教育，教化就容易成功；启发他对道德仁义的理解，这是教育的力量。至于日常习惯的养成，则在于左右近臣的影响。北方的胡人，南方的越人，刚出生时哭声相同，吃奶的嗜好欲望也没什么不同，等到长大养成了习俗，即使多次翻译也不能与之沟通，有的人宁死也不肯改变而做对方做的事，这就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啊。所以我说选择左右近臣、及早进行教育是最要紧的事。教育得法而左右近臣正直，那么太子就正直了，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尚书》上说：‘天子一人有善行，亿万民众都仰赖他。’教育太子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务。

“大凡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是在某种行为发生之前加以防范，而法的作用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的功效显而易见，而礼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却令人难以觉察。至于用奖赏来鼓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像金石一样坚定不移；执行这样的法令，像四季一样准确无误；秉持这样的公正，像天地一样无偏无私，难道会不采用吗？然而之所以强调‘礼啊礼啊’，是因为它可贵之处在于能杜绝坏事于萌芽状态，从细微之处就施行教化，使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而自己却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案件不发生才好！’为君主谋划，不如首先审慎地决定取舍；取舍的标准在内心确立，国家安危的征兆就在外面显现出来了。秦始皇想要尊奉宗庙安定子孙，与商汤、周武王是相同的，然而商汤、周武王广泛推行他们的德政，享国六七百年而没有丧失，秦始皇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大败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审慎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审慎。天下，是重要的器物。现在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和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放在哪里。商汤、周武王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泽被子孙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之上，灾祸几乎殃及自身，子孙灭绝，这是天下人都看见的。这不是最明显的效验吗！人们常说：‘听人说话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验证，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的事实来考察一下呢？

“君主的尊贵好比殿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台阶的边离地面远，殿堂就高；台阶没有级，台阶的边离地面近，殿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跨过，情势就是这样。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然后还有各级官吏，直到平民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其上，所以他的尊贵无人能及。乡间俗谚说：‘想打老鼠又怕砸坏器物。’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尚且怕砸坏器物而不打，何况是君主身边地位尊贵的大臣呢！用廉耻节礼来约束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杀戮侮辱。因此脸上刺字、割鼻这些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礼的规定，不敢议论君主驾车的马的年龄，踩踏了喂马的草料要受罚，这些都是为了预先远离对君主的不敬。如今像王、侯、三公这样的贵人，都是天子要和颜悦色以礼相待的对象，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却让他们和百姓一样受刺字、割鼻、剃发、砍脚、杖打、辱骂、处死示众等刑罚，那么殿堂不就失去台阶了吗？遭受杀戮侮辱的人不就太接近天子了吗？不讲廉耻，掌握重权的大臣，不是会存有刑徒奴隶那种无耻之心吗？秦二世被杀的望夷宫事变，秦二世亲近被判重罪的宦官赵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结果。我听说，鞋子再新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也不能用来垫鞋底。那些曾经处于高贵受宠地位的人，天子曾庄重地对他以礼相待，官吏百姓曾俯首跪拜表示敬畏。如今有了过错，皇帝可以下令罢免他，可以让他退职，可以赐他死，也可以灭他的族；至于把他捆绑起来，用绳子牵着，交给司法官，编入刑徒的户籍，让司法小吏责骂鞭打他，恐怕不该让百姓看到。那些地位卑贱的人熟知了尊贵的人一旦有罪，我也可以这样对待他，这不是用来教化人们尊重尊贵者的做法。古代大臣有因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说他不廉洁，说‘盛祭品的器具不整洁’；有因犯污秽淫乱、男女杂居之罪的，不说他污秽，说‘内室的帷幕不修整’；有因软弱无能不胜任职务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说‘下属官吏不称职’。所以即使确定大臣有罪了，还不直接点名斥责他的罪状，尚且迁就着为他隐讳。对于犯了应受严厉谴责、大声呵斥之罪的大臣，君主会派人谴责他，大臣就戴上白帽子，系上牦牛尾做的帽带，端一盆水，上面放一把剑，到请罪室去请罪罢了，君主不派人捆绑押解带走。那些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判决就自己毁坏衣冠表示服罪，君主不派人按着脖子扭着手臂行刑。那些犯了大罪的，听到判决就面向北叩拜两次，跪下自杀，君主不派人揪着头发按着头施刑。君主说：‘你自己犯有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的。’君主以礼相待，所以群臣自爱；用廉耻约束，所以人们重视节操品行。君主用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不用节操品行报答君主，那就不是人了。所以教化成功习俗养成，那么做臣子的都顾惜品行而忘却私利，坚守节操而尊崇道义，因此可以把不受约束的权力托付给他，可以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这就是激励廉耻、推行礼义所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呢！放着这样的事不做，却长期去做那些对大臣凌辱和用刑的事，所以说，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事啊。”

贾谊因为看到绛侯周勃曾被逮捕入狱，最终没有查出罪证而得以平安，所以用这些道理来讽谏汉文帝。文帝认真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对待大臣很有礼节，从此之后，大臣犯罪，都示意他自杀，不受刑杀的凌辱。

冬季十月，进入次年，文帝下诏令规定：对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不经批准，不得擅自逮捕。

夏季，四月，宣布赦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