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人与那只鸡 明末孔有德变乱之迷

史称“吴桥兵变”或“登州兵变”，而其中传播最广的说法，叛乱原因“只是为了一只鸡而引发的血案”。

公元1633年，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四月的某一天，后金统治者皇太极亲自出城迎来了一支由汉人组成的军队。皇太极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这支汉人军队掌握着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野战火炮与火器技术。恰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支军队的建立就是为了对抗后金，而专门请葡萄牙佣兵训练，中西合作，更是花费明廷海量的银子。就是这么一支在当时被誉为最先进的火器部队，却悍然在山东发动叛乱，史称“吴桥兵变”或“登州兵变”。而其中传播最广的一个说法，“只是为了一只鸡而引发的血案”。

登州历史，与备虏大后方由来

登州位于山东半岛的东部，濒临大海，往东出海是日本，朝鲜，北连接着辽东，西则控卫京津渤海门户，明朝建立后更是备倭之前线。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军事地位也是一路上升，人所共知的戚继光就是登州卫指挥佥事出身。到了明末时期，因为一个人的出现，登州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出来。

明帝国在萨尔浒惨败后，使熊廷弼经略辽东，他临危受命，一路北上收拾辽东残破局面，只数月时间就安定人心，军事守备很快稳固。可就在局面渐渐转好之时，支持熊廷弼的万历皇帝驾崩，新帝朱常洛登基只一月也接着驾崩。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之下，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不久，熊廷弼就因为陷入党争而被罢官。天启元年后金军再起兵进占辽东，这次没有了熊廷弼，沈阳、辽阳两个重镇轻易被攻取，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经略袁应泰也自缢而亡。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明廷则又想起他来。

熊廷弼就提出了自己的复辽方案：先以广宁牵制后金主力；再在登莱天津设置舟师，作为后备并乘虚而入搅乱侧后；三则联合朝鲜以打击敌人腹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方布置”之策。虽然此策有相当的战略眼光，如果实现则会以渤海湾并朝鲜形成一个整体防御圈。后金则被前方兵力牵制，后方疲于奔命，实力逐渐削弱。而明廷可依靠登莱地区以明军水师的强大优势，渐图恢复辽东，说到底这战略需要时间与金钱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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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财政不继的客观条件下，内部势力又互相倾轧。更何况朝鲜又一再推诿出兵，如此矛盾重重的三方又怎么能必其功？果不出意料，最后“三方布置”之策自然是胎死腹中，但正因为熊廷弼的策划，却让登州作为反攻辽东大后方地位正式确立。熊廷弼之后，明廷对辽东战略只能以防御为主，而登州作为反攻的大后方，其作用主要集中在后勤方面，且随着战局的逐渐发展，登州的战备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吴桥兵变的背景

时间到了崇祯四年的七月，辽东明军将领祖大寿率领几万兵民开始修筑大凌河城。此城的战略作用非常重要，在此之前明军已两次筑城但都没有成功，这已是第三次修筑。自然后金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明军在此重地修建城池，双方大战只是时间问题。明军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这次修筑速度很快，但是没想到后金进军速度更快，八月六日后金首领皇太极就率领一万多精锐女真兵将城池层层包围。此后后金遂用壕沟土墙围困城池，然后以围城打援的战术，使明军的两次解围都遭失败。大凌河城粮食早已不继，并出现人相食的惨况，但是明军并没有投降，仍在坚守着，期望着朝廷能派军来救援。但此时的辽东已没有多余兵力可以增援了，不久北京城就发出命令让登莱镇出兵支援大凌河。

崇祯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明廷便下令驻防皮岛的张焘率军与登州黄蛮、孔有德部通过水路至三岔河会师，希望以后方夹攻金军，解大凌河之围。但等登州援军出发已经是崇祯四年的九月二十七日，皮岛援军从水路出发，十月十七日至旅顺双岛，张焘指称孔部途中遇飓风而至双岛，又说三岔河结冰不能渡，遣人报至登州，二十八日令至觉华岛。十一月初一张焘声称，从九月出发以来持续遇飓风，使船只、辎重、兵器损毁严重。要求补足火器，兵甲，还特别要求葡萄牙佣兵，称他们以一当十，并解释麻线馆大捷正是有了佣兵帮助的缘故。

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补足火器，补充兵甲，从双岛到登州已隔了一个渤海，路途很远，是否能在短时间凑齐？其次就算登州可以马上发运，物资至双岛需要多少时间？再加上双方遣使来往交通消息，又浪费了多少时间？张焘对以上问题不可能不知，但还是仍旧驻扎在双岛与登州扯皮。那这些时间是不是至少应该做点探查军情的工作，但行文上毫无提及，仅有的三岔河结冰之事还是听孔有德部所称。那边大凌河守军还苦苦盼着待援，环境困苦到人相食；这边援军们却仍止步不前，悠哉等着公文来往。这种冷漠又懦弱，自大又可悲的态度，正是明末官员腐败无能遇敌惧战的写照。而这样的闹剧在不久之后又会再次上演，但它所造成的危害比这更甚十倍百倍，甚至影响了明王朝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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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如此明廷却不能不救大凌河城，既然辽东已无救援力量，双岛又因风灾损失而滞留。于是兵部在十月二十三日催促登州自陆路发兵5000，但登州实际兵力只有不到3000，大部分火器营主力已被孔有德带到双岛。无奈之下，孙元化只得在十月二十五日遣人召回孔有德部，等到该部回到登州集结出发，时间已至十一月十四日。救援大凌河城任务从九月登州发兵始，折腾了一个半月又回到了原点。孙元化命孔有德，王廷臣先后出发，此次陆路援军统计兵共4472人、马1061匹、骡551头、牛154只、中西大小铳炮1034门和弹药盔甲等。孙元化自得的称：“从来援兵未必若此之盔甲、器械、锅帐、辎车悉全者。”唯可悲的是，大凌河城军民却已于半月前因援兵的磋跎和粮尽投降了。捋一捋时间线，八月初后金围城，其间辽东陆路救援两次失败，到九月下旬水路救援出发，互相推诿扯皮，最后十一月中旬仍于登州出兵，而登州与辽东又有几百里的距离，哪怕径自救援结果也可想而知。

吴桥兵变的发生

可孔有德却”初无往意，勉强前赴，沿途观望”，甚至停驻山东邹平一月有余，以致出发近两个月才走出山东省境，可说是完全无视军令。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了直隶河间府吴桥县后。常见的说法是，孔部步卒在吴桥登莱名门王象春的庄园抢了一只鸡，王家将犯事者贯耳游街，士兵遂发生哗变烧了王宅。而孔部千总李九成父子捆着孔有德与其谋反，他只得答应。于是叛军回转兵戈直指山东，遂发生“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的吴桥兵变。

这个原因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又或者是后人以讹传讹？根据当时亲身经历者所著的《平叛记》，书中清楚记载了孔有德部援辽时在登州期间，军纪败坏，劫掠是家常便饭，正印证了那句兵过如篦的说法。而孔有德投降后金时，自说兵变是因军队冻饿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出发时粮饷冬衣没有给足？这种可能性很小，以孔有德之前在双岛的救援表现来看，光靠上官一纸命令就慨然出发？没有粮饷前提孔部怎会出兵援辽？而孔部十一月中旬出发，至闰十一月下旬到达吴桥，两个月一直在山东境内磨蹭，只能是前期的粮饷已尽，中途当然靠抢掠才能维持军队补给，这才是断粮的真正原因。而李九成奉孙元化之命买马，却把款项给花光了，自知重罪难逃，故促使孔部叛乱，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变发生后叛军从闰十一月二十九曰开始一路攻城略地，至十二月二十曰已经打到登州城下。二十天的时间里，既需行军还要攻城拔寨，这竟比他们出发援辽的速度快了一倍，真称的上是“兵贵神速”。而叛乱持续一年多，于崇祯六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率叛军乘船从海上逃走，殿后的耿仲明于十六日逃跑。明军收复登州，叛乱才算平定。孔有德在海上被围追堵截无路可走只得投降后金，将手中所有兵器，战舰等悉数尽给于金人，其中红夷大炮十数门，还有明廷花重金培养，熟悉西洋炮法的炮手和铸炮师。此后孔有德帮助后金培养炮手，其中用于攻城的西法铳规，在当时明军中并无其他军队掌握，使后金补上了军事上的短板。到松锦大战时期明军判断清军有红夷炮50门之多，可见对明与后金的军事实力对比，确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