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参加了考研
1978年春，省报上的一则消息，点燃了我内心的希望之火——大学要招考研究生啦！
那时，我在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西乡的烔炀中学当教师。说是当教师，其实一直没有上讲台。大学毕业已近两年，学校始终只安排我一些外差或打杂的事情，先是被抽调到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当了近一年的工作队员，接着又到区临时招生办帮忙，外差结束后，便在学校教导处做些刻钢板、发通知之类的杂事。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理，不想当名师的教师也不是好教师。而我，虽然是教师身份，混了两年连个正经的教师岗位都没捞上，名师更是非分之想。其实，学校的在岗教师有一半以上都是中师毕业生，而我这个大学毕业生居然无岗可上，想想就牙疼。当然，校领导的心思我也明白，已经恢复高考，升学率成了学校的重中之重，在他们的心目中，像我们这样的“工农兵学员”，都是张铁生之类的不学无术，岂堪大任！
现在，大学要招考研究生，无疑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改变“工农兵学员”身份的契机，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初试的考场设在县教育局的一个会议室内。在此之前，我对研究生这个概念很陌生，考试要考什么，心中一点底都没有，进了考场才知道，由于各人报考的学校不同，试卷也各不相同，都是各校用加密的档案袋寄来的。我报考的是安徽劳动大学哲学专业，这是我的母校，我知道，母校的哲学系省内首屈一指，师资力量比当时的安徽大学还要强。
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一场场考下来，最后是考外语。拿到试卷傻了眼，大学期间，在“不学ABC照样能当接班人”的大环境下，根本就没开外语课，中学阶段学的那些外语单词和语法句式也早已忘光，面对试题，如观天书，一点想像的空间都没有。硬着头皮，胡猜乱画一番交了卷，心情也随之暗淡下来。看来，这研究生不仅要读好中国的书，还要能看懂外国的书，自己显然不是这块料。
一个多月后，就在我已重新适应教导处的杂务锁事时，突然收到县教育局转来的一纸研究生复试通知书。进一步打听得知，在全县30多名报考研究生的人员中，只有两人初试达标，取得复试资格，我荣幸地成为其中之一。意外的惊喜，让我心中几近熄灭的希望之火重又燃烧起来。
春风得意马蹄疾。我提前一天赶到母校——地处宣城县叶家湾麻姑山下的安徽劳动大学。
首先去拜见主持学报工作的金老师。说是拜见，其实两手空空，一点见面礼都没带。金老师却毫不介意，听说我是来参加研究生复试，便热情地安排我在他家住下来。大学期间，我曾在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人物传记，虽然是批判性的，但这篇长文还有点可读性。金老师大概是据此认为，在当时的学生中，我的文字水平还算说得过去，临毕业时，力劝我留校进学报编辑部，给他当助手，并打下包票，留校手续由他负责去办。但我却不识好歹，对偏僻山区的学校环境不感兴趣，竟直言谢绝。
经过两年的社会磕碰，此时游走在麻姑山下的校园内，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油然而生。对比这前后两种极具反差的心态，不禁哑然失笑。
复试安排在次日下午，方法是单个面试。主考官是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以及分别主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两位教学权威。试题写在一张张纸片上，然后折成纸签，放在一个盒子里，工作人员捧着这个神秘的盒子，不停地摇晃着让我抽。我听天由命地抽出一签，小心翼翼地打开，只见上面写着：“联系实际，谈谈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心下舒了口气，不过如此。
五分钟准备后，开始面对主考官作陈述性答题。在阐释“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时，我举出例证：在历史的长河中，正义战胜邪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它必须通过一个个偶然事件表现出来，粉碎“四人帮”这一偶然事件，其中就包含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必然性。主考官们对此予以首肯，接着又问了几个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然后
话锋一转，说起了初试。他们告诉我，初试的选拔是以总分高低划定的，我的总分虽然较高，但实际上是三门专业课的得分，外语科基本无成绩，百分制的试卷只得了七八分，他们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绕了一圈还是回到这个要命的外语，我的心情陡然从沸点降到冰点，但也只能如实回答：本人其实是个外文盲。三位考官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后宣布考试结束。
从考官们的眼神中我 已经读出了结果，几个月来所做的一切努力到此为止，就像那企盼春风的玉门关军卒，前景枉然，认命吧。
整个暑假是在茫然无趣中度过的。新学期开始，上班没几天的一日下午，刚从县城出差回来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收拾一下，准备去县教育局报到。”说着，递给我一张调令。书记补充说，到县教育局后要换开介绍信，你的新工作单位大概是县第五中学。我愣了一下，问书记：“这是真的吗？”书记笑笑：“调令还能有假？”
消息很快在教职工中传开，同事们纷纷过来祝贺，有的还私下悄悄问我：“你上面有人？”那时，从乡下转到城里，是许多教师梦寐以求的事，也难怪他们疑惑不解。其实，我自己更是莫名其妙，出身农家，祖上无人做官，亲戚都在田间劳作，何来力量打通关节？更让人惊讶的是，第二天下午，县五中派来一辆卡车，把我连人带行李拉了过去。当日是星期天，我的调动手续还没来得及办，人已经到岗。
谜底很快揭开。原来五中在这年高考得了个“三光”，即本科、大专、高中专三个档次无一录取，县教育局为此撤换了学校校长。新校长到任后，风风火火地在全县范围内寻找各科把关教师，有人推荐了我，说我在研究生招考中三科专业课成绩超过别人四科总分，虽然外语不行，把关政治学科肯定没问题。校长想想也对，教中学政治课要懂外语干嘛呢？于是拍板定夺。
周一上午我去县教育局办手续，下午拿到教本后准备了半天，第二天开始正式上课。新学期开学已经两周多了，不能再拖。分给我的任务是高三全部3个班的政治课，我这个从未上过讲台的人，走上来就带毕业班，一下子就推上了中学教育的风口浪尖，不免诚惶诚恐。心下明白，校长用我这样的生手，是担了风险的，我一定要努力胜任，不能给校长抹黑。好在教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内容也通俗易懂，教起来并不费劲。
不费劲不等于就有好效果。教育改革的初始阶段，学生的基础普遍较差，而且城里的学生比农村的学生在学习用功度上也有明显差距。要让学生对枯燥的政治理论产生学习兴趣，绝非易事。为此，我利用晚间和节假日等一切课余时间，搜集整理出大量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并使之与哲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一一对应，然后施之于课堂教学，让抽象思维的理论插上形象思维的翅膀，既便于知识的记忆，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适应高考这根“指挥棒”，我对上年度高考试题的命题范围和各种题型，作了仔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做出许多示范题，供学生课后复习参考。
一年一度的高考再次来临，学生进入考场，检验教师价值的时刻也就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五中最终有7名考生被录取，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校领导和老师们喜笑颜开，庆贺打了翻身仗。政治学科的成绩也比较好，录取的学生多数是因为政治拉了分，其中一人因政治成绩突出，被师大政教系录取。
又一年，由于有上届经验垫底，政治成绩再上一层楼，80分以上成串出现（当时的高考试卷是百分制），最高分达91分，位居全县单科榜首。不久，我被提拔为学校教导主任。
这一切变化，都源于1978年的那次研究生招考，过程忽忧忽喜，结局如梦如幻。
1978，春风已度玉门关。国家如此，我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