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美丽总是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文 | 十点君

1949年大决战过后，蒋介石败退台湾，风云已定，一个新的时代与国家即将在世人的瞩目下诞生。

人人启窗翘首之际，沈从文却在家中闷头喝掉照明用的煤油，拿起剃刀划破脖颈，紧接着又划破手腕的两道脉管，赴死之心决绝惨烈。但因为恰好妻子张兆和与堂弟回家及时发现，立刻将其送医抢救。

沈从文活了下来。

普鲁塔克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忒修斯之船”问题：

如果一艘船时间长了零件一点点的开始换，一个木板，一个螺丝，很久很久以后，最开始的所有东西都被换掉了，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

沈从文这一艘船，在易代之际的洪流中，船体被强制拆解重组，零件被反复更替。自知已无法远航的他选择自沉海底，却依旧被打捞起，搁在了浅浅的沙色土地。

活下来的沈从文，还是当初的沈从文吗？

湘西人沈从文

沈从文是湘西人，他的著名小说《边城》，仅仅七万字就描绘出了作家眼中的湘西世界。像一首悠悠长诗，又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小镇茶峒在沈从文的笔下如同世外桃源：

“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沈从文，在1949年之前留下了大批宝贵的文学财富，被誉为是“文学天才”。李健吾说沈从文“他所有的人物全部可爱”，司马长风认为《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则称“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

沈从文的前半生是中国文艺界的一缕新光，照亮的不仅是文坛，更是一种自由的观念。

导演侯孝贤在陷入创作困境时朱天文送给他一本《从文自传》，说“读了就知道怎么拍电影了”。

后来侯孝贤在访谈中一遍又一遍地提沈从文的名字，又影响了当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旁听的文艺青年贾樟柯。贾樟柯好奇，便找沈从文的书来读。所以在后来的《站台》、《三峡好人》中，总是能看到沈从文的影子。

曾获得过世界最高建筑奖的哈佛大学教授王澍，曾经按照沈从文写的《湘行散记》的路线一路走下去，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王澍说，我首先是一个文人，然后才是建筑师。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影响，大多是词句、意向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小影响”；

而一位作家如果能影响甚至改变另一位作家、一位导演甚至一位建筑师、一个普通行走的人的思想，那么这种影响就是“大影响”。

湘西人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有“大影响”的作家。

沈从文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二十岁以前的他长期在江西的小码头流浪，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马克·吐温，也有人说他是“在人间”的高尔基。

“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我也就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生活的意义。”

沈从文的作品中总是淳朴与野性兼具，没有所谓的“书生气”。他不是接受高等语文教育的精英，却是真正的生活的观察记录者。

沈从文常说：我可是乡下人啊。

北京人沈从文

沈从文不是北京人，却是地道的“京派作家”。

沈与北京的羁缘，如同一场惨烈纠葛的恋情。北京给了他一生中最闪耀的光环与温暖，也让他受尽了难言的委屈和磨难。

1922年，把梦想叠入背包投奔北京的湘西青年沈从文，夹着铺盖站在北京前门车站，对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发出铮铮誓言：

“我是来征服你的。”

二十世纪以来，涌入北京的外省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在踏出车站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他们未来的轨迹。

那时候的北京叫北平。

北平是一座全新的城，一个生疏的世界。

北平的冬天总是飘着鹅毛大雪，沈从文穿不起棉袄，也生不起火炉。他缩在湖南会馆中弹尽粮绝，走投无路下用冻僵的双手给身在北京的著名作家们写信求助。

在收到信的作家中，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一眼相中沈从文的才华，冒着大雪来到了这个素未谋面的文学青年面前，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酸不已：

天寒地冻，沈从文只穿了两件夹衣，在发霉的小屋中用被子裹住双腿，冻得瑟瑟发抖，仍旧伏在桌上不停地写稿。

郁达夫当即解下了自己的围巾，拍掉上面的雪花，裹在沈从文身上。随后又领他出去吃了一顿热饭，并把剩下的钱都塞给了他。吃完饭，沈从文一回到住处，就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

郁达夫（左）与沈从文（右）

半个多世纪后，七十多岁的沈从文在接受郁达夫的侄女郁风采访时，仍旧激动地说：“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从初来入住的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湖南酉西会馆，到最终辞世于崇文门东大街22号寓所，沈从文在北平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沉浮变迁。

而他的文学之路，也与这座交汇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息息相关，形成了一场个人与时代意味深长的对话。

痴心人沈从文

沈从文笔下众多女主人公几乎都是“模样清秀，皮肤黝黑”，比如《边城》中的翠翠就是如此。这些女主人公都一个共同的原型，就是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

那个被编号为“癞蛤蟆13号”的乡下人沈从文，在北大任教时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样貌清丽、天鹅般优雅的张家才女张兆和，由此展开了四年的苦苦追求。

张兆和烦恼于源源不断的情书，向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求助。没想到胡适闻之一笑称：“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并且要给张兆和、沈从文二人做媒。张兆和没想到校长的态度是这般，只得回敬一句：“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

沈从文与张兆和

二人最终结缘，除了沈从文几年来年痴心不改，也要得益于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的成人之美。终于，在沈从文发了一封“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电报后，张兆和如暗号般回复了一句：“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搞得电报员云里雾里，二人才定下了亲事。

有人称赞其爱情无界限，有人羡艳其痴心终逆袭。事实上，二人的结合不能算是佳话，也称不上是美谈。

一段一开始就不对等的亲密关系，很难在往后漫长的日子里保持平衡。

沈从文害怕张兆和离开，从二人在一起之后这种担忧就没有消失过。晚年沈从文热衷写信，在寄给友人的信件中，总是多多少少透露出“害怕三三（沈对张的爱称）离开”的情绪。

他们几乎一同走完了一生的路，她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他的内心却永远惶惶然。

直到后来沈从文辞世，张兆和在整理其遗稿时才真正地、慢慢地地走进沈的内心。然而斯人已去，张兆和只能在她《沈从文家书》 的后记中写道：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的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

单独人沈从文

建国前夕，沈从文两度自杀，自杀未遂后不得已进入精神病院疗养。出院后的沈从文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写小说了。

问一个人为什么要死，与问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一样，并没有清楚的答案。

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只是政权的更替，更是时代的分界，何去何从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一生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1948年，郭沫若撰文抨击沈从文是“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沈从文从广受瞩目的“文学天才”，跌落为备受指责的“反动文人”。

让他忧惧的并不是单纯的指责，而是指责背后整个时代趋势的威胁。郭沫若在建国后被尊为文坛泰斗如日中天，沈从文的日子可想而知。

1949年8月，沈从文被赶下北大的讲坛，从此封笔告别文坛，去历史博物馆当了讲解员。博物馆人人都有办公室，唯独沈从文没有。

建国后与沈从文来往的文人，几乎只剩下了他的老友巴金和学生汪曾祺。五十年代浩劫时期，沈从文更是被派去打扫天安门的男女厕所。

后来沈从文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我把厕所扫得可干净了。”记者心疼地说：“沈老，委屈你了。”

没想到80余岁的沈从文听罢竟像幼童抱母亲一样抱住记者哭了起来，妻子张兆和在身后轻轻地拍抚他的背，像哄一个被夺走心爱玩具的孩子。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1950年，沈从文的弟弟沈荃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时期，沈从文最喜欢的妹妹沈岳萌生生饿死。沈从文捏着这一连串烧红了的记忆，“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每当博物馆关门时，沈从文便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生命实完全的单独”。

普通人沈从文

尽管体味过天地不仁、人心险恶，沈从文却并没有变得冷漠麻木，虽不再写小说，却一心研究杂文物，并写出了对业界贡献极大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称为“前无古人的巨作”，“优秀到几乎让人忘掉他曾是一位小说家”。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者：沈从文

晚年的沈从文把收到的《沈从文文集》9000元稿费拿出，又添了一千凑足一万元，捐赠给家乡湘西凤凰文昌阁小学，希望为孩子们扩建学堂，称自己“离开家乡多年，实在毫无什么贡献，生平又并不积钱……希望不要在任何报刊上宣传，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烦。”

后来学校用这笔钱建造起了一个图书馆，并请沈从文题写匾额“从文藏书楼”几字。沈从文坚决反对用自己名字命名，只写下了“藏书楼”三字。

后来听说《沈从文传》的编撰者凌宇准备筹备一个国际上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已经好几年无法写字的沈从文费劲地提起笔，前后亲自写了三封信全力阻止。

“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只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

“你不要以为内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然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三姐，我对不起你。”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为他题写诔词：

不折不逆，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先生的墓地在贯穿凤凰城的沱江下游右岸的一座微峭的山崖之上，没有高耸的墓碑，也没有华丽的墓地，有的只是一块肃穆的岩石。

先生的一半骨灰埋入泥土，另一半骨灰撒在沱江之中，上游水坝建成，沱江也不再汹涌。

沈从文墓地的石碑上面刻着沈从文的手迹：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与他骨灰一同归贴近湘西山水的，是张兆和攒了四年的花瓣。

那一年张兆和站在凤凰城的虹桥上，看着儿子与孙女乘舟而下撒下花瓣，小船后漂起一道美丽的花带。

也许个人的痛苦，终究比不上时代的麻木。那么“在力量强大的社会、时代面前，柔弱的个人能够做什么？”

文革时期，沈从文无论被下放到哪里，都会把文物历史资料随身带着，见缝插针地学习研究。哪怕被派去扫厕所，他也尽力将厕所扫得一尘不染，就像擦拭一件名贵的青铜文物。

《沈从文的后半生》的作者张新颖曾说，遭遇苦痛，多数人都会愤怒。施加于外，就是还击；加诸自身，就是自暴自弃。但沈从文不是这样，他是隐忍承受，并将之转化成爱和悲悯。

晚年时期沈从文参加高校的博物展览，穿着一双布鞋笑眯眯地走进北京的校园。保安不认得他，但觉得“这个老头看上去挺好的”，便没有拦他。

那位历尽沧桑、穿着布鞋在北京悠悠慢走的和善老人，和当年拖着行李要“征服”北京的文学青年，还是同一个人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沈从文留给后人的，除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更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

这种“向善”，是接触到了另一种人生，从这样的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于“生命”的理解，更加多了一层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