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第七章 爱憎分明扬正气 出生入死报党恩
原创：黄五湖
“爱别人好自己好；爱别人坏自己坏。”“得意之时不要忘乎所以，失意之时不要垂头丧气，越是困难越要沉着冷静。”这些是我父亲的理念之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我们懂事起，他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
记得60年代，他当公社公安员，当时偷盗的、以强欺弱的以及年轻人不孝敬父母的、老人无所依靠的等等现象太多，几乎每天清早都有人找上门求他帮忙解决，他都耐心地听，并教来者要怎样多做好事，减少纠纷。对那些欺负社会弱势群体的，他都严厉地批评教育。为了老百姓的事，他非常忙碌的工作，经常是早饭前就对前来投诉者做工作，早饭后就出去，到深夜才回来。
他这样公正处事，使远近老百姓赞不绝口。而对那些干坏事的人，父亲除了给以严厉的教育外，还教他们要怎样学做人，改邪归正，所以许多改过自新的人的家属都非常感激。
有一个叫“老鼠”的小伙子，自幼失去父母，从小缺少管教，又没钱念书，当地政府就补助他念到小学毕业，他没考上初中，由于没有生活来源，他经常偷邻居的鸡、鸭和地瓜等等。人家骂他，他无动于衷，有时被逮到还要挨揍。有一回，又被逮住，大伙要揍他，刚好父亲路过，便连忙劝住，然后把那个小伙子带到家里，让我妈盛饭给他吃饱，然后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当天刚好我们放学，我听父亲对他说：“你才十多岁，这样不务正业，老做小偷什么时候是个头，到你将来成人，谁敢嫁给你？再说，偷东西那是很丢人的事，万一被打断了腿或重伤，你又没钱治，终身带残，那日子可怎么过啊？”那个人哭了，他说：“你是干部，不但不让那些人打我，还给我饭吃，教我道理，你真是好人啊！我从小到现在，受到的是众人的白眼和打骂，没人看得起我，我又没什么本事，做小偷是因有时真的饿得难受，才不得不去偷。”父亲对他说：“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如果再偷，人家怎样揍你我也不管啦。”他说：“如果让我有饭吃，我保证不再偷，否则，你可以把我关起来。”就这样，送走了他，父亲就找大队支部书记，把他安排在大队专业队，临走前鼓励他要好好干活，好好做人。小伙子欢天喜地去了农场，在他十八岁时，父亲又在大家争着要的当兵名额中安排他去体检，后送去当兵。当兵后，他进步很快，过上了温暖的生活。他每次探亲，都要先到我家来，父亲每次又是鼓励又是教他。后来，他升任为营长，又娶了个漂亮姑娘，转业至三明市，对我父亲真是感激非常。我父亲就是这样，一直关注弱势群体，总是千方百计帮助他们。
邻村有位老人，叫黄奕区。他是个解放前的读书人，会看风水。解放后，每次运动，他都是批斗对象。这位老人较老实，挨斗时每次都吓得直发抖。我父亲当公安时，看到他那么可怜、老实，就叫民兵们不要绑他，不要让他跪，只让他站着挨批判，他感激不尽。有天晚上，他偷偷跑到我家，向我父亲说感谢。我父亲问他，这风水的事到底是真还是假？他说是真的，是不能含糊的，他举了很多实例。我父亲觉得他讲得很坦诚，跟他谈到下半夜，教他一定不要在公众场合宣扬，若有人请去看风水，尽量不让群众知道。后来他家出了许多事，父亲都尽可能帮他解决。他与我父亲成了暗中的好朋友，他看了我们家的祖墓，建议要换地方。他说他在学看风水时，他师傅点了一块风水宝地，本来一直想留着自己用，但他认为自己没那个福气，看到我父亲那样好心肠，又积极为老百姓办事，这块在他心中藏了几十年的好风水地，应该是属于这样的好人所得。我父亲听他的建议，把我祖母的墓迁到那边。当时我念小学六年级，做好风水那天要谢土，我提前请假帮母亲挑着供品上山。刚烧完香，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像要吞噬整个世界，大概下了一个小时，大家浑身湿透。在场的人都给我母亲祝福，当时父亲和老区都不在现场。老区在临终前，还交代他的堂侄要告诉我父亲，那块风水无论如何都不能搬。
黄奕区也看了我曾祖父母的墓，建议移，说他看中了一块风水宝地，把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移到那很合适。不但对子孙很好，特别对他们的长女更好。当时父亲不解地问：“他们的女儿已出嫁了，风水怎么与她们还有关呢？”奕区说：“这块风水因巽方有个叫‘三元寨’的山，既清秀又丰满，此处山清秀丰满必定益长女富外甥，不信过后你可验证。”记得当时我父亲很高兴，说如果真这样那更好。但要修风水，曾祖父在世时生活很艰辛，既有好墓地，就给他修得好一点。当时写信给祖姑母，祖姑母即寄来200元，于1965年把曾祖父、曾祖母的墓修建好，说也奇怪，修完谢土刚烧完香，又是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应了老区预言。
到80年代，我也结识了一位风水先生，有一次我带他一起去看我曾祖父母的风水，他在墓碑中下了罗盘，翻书给我看，座亥向已兼王丙，其中还果真写着：“若得巽方丰满清秀，定益长女、富外甥。”我就觉得风水的厉害，从那开始，向他请教了不少风水知识。过后也利用机会，读了一些风水的书。如今，黄奕区贡献的这两块风水地，虽经文革破坏，把墓碑拆去开荒造田用，但过后我们还是重新再修好。
“公生明，廉生威。”父亲的为人，就是这样，从来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并能尽量想办法帮人解困，不知疲倦，不求回报，深得群众爱戴。父亲维护正义，不对的，再大的官他也不怕；对的，再穷的普通老百姓他照样尊重。
记得有天晚上，一位跟父亲土改就一起工作的干部，以前和我父亲关系不错，他是县里副处级干部。当晚，他带了两瓶酒来与父亲边喝边聊天，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那位来客动员我父亲要和他一样，敢于和走资派划清界限，大胆揭发县里赵（县委书记）宁（宁安玉是南下干部，留下来当了副书记）范（范秉玄是县长）的罪行。他说，你平时群众基础很好，你说话老百姓相信。但赵宁范确实犯了方向性路线的错误，只要你把知道的，他们怎样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事揭露出来，我保证你的职务迅速得到提升，因你的能力大家都清楚。父亲说：“我们的往来只是上级与群众的关系，我跟他们接触的机会还没有咱们的多，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也没讲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话，叫我如何无中生有？”那人又苦苦举例劝说好久。父亲很生气地说：“如果今晚你是带念老朋友之情来喝酒聊天，我很欢迎，如果是想让我做丧失良心的事，请你早回，省得等下咱们吵架。”那人说：“我是爱你好，怕你受连累，所以抽空来与你谈心，咱们这么长时间的朋友，我怕你再继续下去会吃亏。”父亲更生气：“我解放以前多苦多难都挺过来了，共产党使我们翻了身。我怎么能昧着良心陷害人呢？”后来两人真的争吵了起来，那人说：“你不听话会后悔莫及的。”我父亲怒气冲天，说：“你这个人怎么当了几年官就变了味，我问心无愧，要怎么样随你们的便，要我害人，没门！”后来那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了没几天，又连续来了两伙类似的朋友，进行类似的劝说，都被我父亲骂了回去。果然，过了不久，他们就接二连三的给我父亲“颜色看”了。
父亲的工作责任心很强，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能很出色地完成任务。临解放，他在暗中接触了南安师范派去埔头发动群众的地下党员，要斗地主、分田地，建立人民的政权，这些消息振奋人心。父亲高兴得睡不着觉，他做了联络员，把一些比较可靠的受苦人名单及情况向地下党员作了介绍，然后按地下党的安排秘密不定点开会、动员。随后，这些人都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民兵，我父亲也是第一个报的名。据我母亲及堂伯讲，父亲当时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跑，协助地下党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工作。由于工作积极主动，解放前夕，他就当了民兵队长，开始公开带领民兵操练。但地方的反动势力、伪保长和伪保丁四处放风声威胁，使得形势紧张无比，也有人到我家劝我母亲，要说服我父亲不要那样，不然总是“枪打出头鸟”，子弹不认人。我母亲说：“当时真的天天提心吊胆。”好在过了不久，解放军进入埔头乡，父亲带领民兵配合他们肃清反革命，把平时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恶的保长和保队付等捉拿斗争，一些抓不到的，纷纷逃窜，接着又划分成份，再把地主和富农的田分给老百姓，人们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但是那些逃窜的反动派勾结在一起，集成一支不少人的武装力量，藏进深山老林，并伺机反扑。所以父亲又响应号召，带领民兵配合解放军到八都山（远离我们家的深山）剿匪，但当他们去剿匪时，留在乡公所的兵力较少，那些土匪袭击了乡公所，在家的解放军、乡干部和民兵浴血奋战，还是因兵力悬殊被攻破，好些解放军干部遇害。反动派散发传单又发话：谁敢再跟着共产党走，就找谁算帐。等到救援部队和剿匪兵力赶回，那些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面对如此情景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许多老百姓，特别是民兵家属的心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过后，又有两位干部惨遭暗杀，尸体抛在荒郊野外。父亲仍然无所畏惧，他安慰我母亲：“不然，你暂回娘家住，这些反动势力不清除，怎有人民安稳的日子？”于是他继续肃清反革命，直到剿匪结束。
文化革命期间，造反派把我父亲说成是走资派、保皇派，他当时任信用社主任，造反派把他的工作也免除了，没工资，白天劳动，晚上经常被批斗。有时还要挂牌游街，沿途老百姓看到后多暗暗流泪，许多次群众冒着被打骂、被株连的危险，不顾一切地端开水给他喝，给他擦汗，更引起那些造反派不满，说非搞臭他不行。父亲的手被绑得出了浓血，白天去溪堤劳动，受尽折磨不说，晚上还要他坦白揭露公社书记与其他干部的罪行，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咬紧牙关，承受着难以承受的打击，使那些家伙毫无办法，无计可施，后来只好把他放了。放回的当天晚上，几个群众到我家去，劝父亲干脆躲到他们家里去，省得这样受折磨。于是，父亲连夜跟他们离开了家，他们像电影里群众掩护地下党员一样，这些好心人把父亲藏了几个月。待形势转好，才让他回来。值得一提的是：保护父亲的那些人要担当很大的风险，给他吃，给他穿，给他换衣服，然而他们都非常乐意，而且在一个地方躲着有危险，就保护我父亲，马上再转到另一个地方，大家不但没有怨言，而且照料得非常周到。
父亲于解放前参加革命，当过民兵队长，解放初任乡长。鹰厦铁路开工后，他被派到铁路当洪濑镇民工的指导员，属下共700多名民工，当时对有条件转为正式工的，他都尽量帮他们转正。鹰厦铁路建成后，他到供销社工作，于1957年被调到福建省五建当泉州段工会主席。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各行各业抽干部支援农业第一线，他积极申请得到批准，由省五建发薪水，他回到罗中公社负责公安工作。1962年，省五建负责人和泉州市组织部部长一起到我家，说明单位和国家的负担太重，要求我父亲办退职。当时父亲说，这公职是我的政治生命，即使不领工资，也不能办退职。但领导们以党性原则硬压着他，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流下泪，签了退职书。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群众威信高，随即把他调到罗中信用社当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的公职被取消，“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他又恢复到信用社工作，于1980年退休。
父亲一生为党和群众的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即使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都咬牙承受，不低头，从不无中生有、陷害好人。他对百姓像春天般温暖，但却疾恶如仇，刚正不阿。任公安员期间，父亲惩治了不少为非作歹的人。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虽然父亲忙得不可开交，可为了保一方平安，再苦再难他都硬撑。那些小混混，非常怕遇到他。在他任公安员期间，老百姓拍手称快，他也挽救了不少像“老鼠”那样弃恶从善的人走正道，为社会减少了很多负面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