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我们的视界——读《叙事策略与视听建构：北欧经典电影解析》

本书选取北欧电影史上二十五部经典影片，介绍影片叙事思路、手法和风格，为爱好电影及虚构叙事的读者打开了一扇窗，使我们能够窥探不同于好莱坞叙事的另类世界。

两个收获和两部电影。

1悬念

关于“悬念”，希区柯克有一段最为经典的解释，我们在火车上聊天，桌子下面可能有枚炸弹。我们的谈话很平常，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突然，“嘣”！爆炸了。观众见之大为震惊，但在爆炸之前，观众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常、毫无兴趣的场面。这是第一种悬念，观众只有在爆炸的15秒钟内体验到惊吓。

桌子下确实有枚炸弹，而且观众也知道，这可能是因为观众在前面已看到有个无政府主义者把炸弹放在桌子下的。观众知道炸弹在一点整将要爆炸，而现在只剩下一刻钟的时间了——布景内有一个时钟。原先是无关紧要的谈话突然一下子饶有趣味，因为观众参与了这场戏。观众急着想要告诉银幕上的谈话者：“别光顾着聊天了，桌下有炸弹，很快就要爆炸。”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给观众足足 15分钟的悬念，这是一种利用观众与片中角色所获得的信息落差造就的信息悬念。

在《阿尔纳的宝藏》中，阿奇三人是导致艾尔莎莉一家家破人亡的凶手这件事情就是上文中提到放在桌子下的炸弹。小说的叙事顺序就是希区柯克提到的前一种方法，最终秘密揭开的时候会让观众有那么一瞬间感到震惊。而电影的叙事顺序则是希区柯克提到的后一种方法，观众已经知道阿奇三入所犯下的罪行，可是艾尔莎莉并不消楚，还爱上了阿奇，这能让观众对他们二人的未来产生紧张、担心的情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颗炸弹总有爆炸的时候，让人不由得感叹命运的唏嘘。

2基于感受的悲剧和喜剧

悲剧与喜剧都是观众依据不同经验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产生悲感与喜感的区别不在于人物本身发生了变化，而在于观众“信息获得”的偏差与“移情”和“抑制”的应用。拥有不同经验的观众会对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的反应。在《挨了耳光的男人》中，观众会憎恨倚仗权势的男爵，唾弃背叛保罗的妻子；但换一个故事，用另一种视角讲述，如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被唾弃的妻子也可以成为悲剧主人公。

作者的这种看法可能仅在一定的限度内适用，因为像《俄狄浦斯王》、《李尔王》这样的悲剧，似乎不存在换一个视角，我们对主角的感观、认识会发生变化。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喜剧的认识仍具备恒久的价值。

3《挨了耳光的男人》

主人公保罗遭到背叛，自愿从一个科学家“跌落”成一个小丑，他是一个悲剧英雄”。事实上，《挨了耳光的男人》是一部讲述“自我救赎”与“自我超越”的悲剧作品，是从叔本华的“沉沦”跨越到尼采的“超越”的意志的胜利，甚至可以说，如果排除掉叙事功能，除保罗以外的其他角色并不存在。

在社会中遭遇沉重打击的保罗绝望地认为社会将自己视为小丑，进而他戴上了小丑的面具，在社会中扮演小丑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小丑”这一身份的选择又表现出保罗身上所具有的一定的反抗性，他并没有选择远离人世，反而一遍遍地让自己重演着自己的“伤痛”，保罗在接受嘲笑的同时也在嘲笑世人。

叔本华说，“我们在悲剧中看到的是难以言说的苦难、人类的悲哀、邪恶的胜利、机遇的恶作剧以及正直无辜者不可挽救的失败”。“悲剧的意义在于如此认识生活的本质。悲剧的主人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做出妥协。”叔本华在本质上将悲剧看作对生命的否定，这同样可以用来诠释保罗身上体现出的逃避与隐藏，作为小丑的保罗即是一种对自我的否定，信仰的破灭、对现实的失望促使他沉沦。

尼采认为，悲剧的意义应该体现在对悲剧的超越，悲剧精神的崇高正在于用酒神狄俄尼索斯来象征对生命的礼赞和不息的勇气，以及敢于站在苦难的顶峰笑向一切悲剧。尼采最终超越了叔本华的消极悲剧观，保罗也没有止步于叔本华的悲剧主人公，在经历过短暂沉沦之后，他迈向了悲剧英雄之路。

4《自由广场》

影片中被广泛关注的段落是筹款晚宴上由“野兽”表演引发的闹剧，一场类似浪潮或者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社会实验，扮演“野兽”的人不断挑衅宾客，甚至试图强奸一位女士。所有人事先被告知，只要一动不动，就会安全地藏匿于人群中，不会被“野兽”发现。“旁观者效应”的兴趣点在于：当人处于自身无法掌控的境况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观众会自问：当我被逼到角落、陷入两难之地，当我试图在道德上不辜负自己的社会角色时，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导演鲁本说：“我之所以用社会学视角审视我的作品，是因为社会学敢于直视人们的失败，它突出了一种行为的前后关联，而这种关联性正是今天经常被忽视的；一旦有人对他人做了什么，媒体会立刻有意制造一起是非冲突，最终引起的却是人们对广告的注意；新闻媒体缺乏情感，我们不是在试图理解冲突，反而试图增加冲突。我想用自我审视的方式来看待克里斯蒂安，不是有关英雄，而是作为一个人。”如此说来，在一切事物中，似乎媒体更加值得我们警惕，否则将只能在看不到方向的漩涡中盲目盘旋。

《自由广场》尾声时，一位啦啦队教练对表演中出现失误的团队说，“不要把心思放在自我怜悯上，把心思放在团队。所有人听好，出了错就改正，然后向前看，只顾懊悔没有任何意义”。用“存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审视，人直到死亡之时才是其最终“完成”之时，因而我们有足够的契机来与自身的惰性不断抗争，所以不必急于否定，给自身或他人做出“定义”、贴上“标签”。在这一认知基础上，《自由广场》绝非对某种人或某一群体横加指责的“讽刺电影”，真正重要的是，一如导演本人所述——“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什么”。

此外，《饥饿》、《没有过去的男人》、《芭比特的宴席》也是值得一看的优秀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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