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丨 批陈整风（11—47）

第四十七回  批陈整风：李德生京畿掺沙子  吴法宪拒检藏玄机

一、掺砂子

1970年中秋节，毛泽东专门派人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又送张春桥和姚文元各一个。姚文元在吃夜餐时，一面咀嚼着玉米粒，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倍觉其味无穷。

11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统管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等，实际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种形式。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但庐山会议后，康生一直称病不出，权力遂落江青手上。

而后，毛泽东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他称之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三板斧”对林彪集团穷追猛打。

所谓“甩石头”，就是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发动政治攻势，紧紧揪住叶群及林彪的“四员大将” 。 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在叶群的检查书上，毛泽东批评道：“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所谓“掺沙子”，就是对中央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事实上，总政治部早就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所取代。

1969年4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不久，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到北京工作。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接着，毛泽东又让纪登奎出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毛泽东毫不隐瞒自己这样做是“掺沙子”。他在纪登奎上任之前，把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沙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

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掉内蒙，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捣烂了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挖了他们的“墙脚”。

二、批陈整风

1971年，中国政坛突然聚集波谲云诡。在严厉批评黄、李、吴、邱四大将时，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隙。

新年一过，中央又开始了“文山会海”。周恩来一连主持了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各地传达如何贯彻“批陈整风”问题。

2月1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当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批陈整风”运动，层层推进，家喻户晓。林彪心知肚明，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林彪，不管毛泽东如何旁敲侧击，他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

毛泽东似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这一等就是半年。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

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周恩来亲自前往北戴河，请林彪在春暖花开时回北京参会。谈话中，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辩解。最后，林彪一脸苦相，说自己身体诸多不适，不能出席。

4月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与林彪谈话情况。毛泽东一改先前所持比较温和的态度，对在场一同听汇报的黄、吴、李、邱严厉地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令所有在场人都惊惧不已。

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并且决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在会上散发。

毛泽东的举措，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的紧张气氛；那几个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向林彪频频告急。林彪一方面给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公开表示不满。

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改以往毕恭毕敬的姿态，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到此为止，“正副统帅”不仅神离，貌也离了。

“五一”节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

过去林彪有一个习惯，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他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

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大衣，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

过了一会儿，林彪的位置又空着。周恩来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去向毛泽东汇报。

“那个不忙。”毛泽东朝周恩来摆摆手，转向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作检讨的事:“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据实报告:“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追问:“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

熊向晖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六十多份，应该发到了熊向晖这一级的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作“挤牙膏式”的检讨，拖延、观望，力求平稳降落，并坚决不涉及林彪，宁愿丢卒保帅。毛泽东洞察到林彪的策略，决定“擒贼先擒王”，避开北京，南下 “打草惊蛇”。于是，1971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的南巡，就变得险象环生，惊悚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