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导演创作思维角度的分析

浅谈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导演创作思维角度的分析

作者萨日娜拉格

电影《秋菊打官司》，是改编自作家陈源斌的小说集《万家诉讼》。由张艺谋导演，巩俐、刘佩琦、雷格生、戈治均等人主演。

电影《秋菊打官司》，是以秋菊打官司构成整个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

电影《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构架以及人物个性和小说的创作基本一致。

张艺谋导演坦陈：“陈源斌的原作提供的角度，就是一个女人打官司的故事，男人们发挥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我们基本遵循原著的精神内核来拍摄与创意，我认为像秋菊这样性格的女性，在中国并不多见。”就是从秋菊的这种基本的特点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电影《秋菊打官司》从一定角度来讲，可以称之为是一部悲喜剧的电影。

这部电影，在张艺谋所有的影片中，算是最喜欢的一部。然而，喜欢这部电影，主要原因来自于，导演改变了自己之前对于精致化影像的追求，回归到质朴的记录手法。而不是因为它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影片。

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导演创作的思维角度。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分析。

首先，电影《秋菊打官司》，与之前的第一部作品《红高粱》、第二部作品《菊豆》相比较。这一次，张艺谋导演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也是最亲密的，最为之而有着情感的，就是自己的家乡陕西。因而，在这一点，可以看出，这就是张艺谋导演自身中，所具有的陕西人的本土的气息。

其次，张艺谋导演，在上大学的时候，主要是以学习摄影专业为主。因此，他在这部影片中，具有着和之前两部电影，乃至以后的影片，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和表达方式。就是这种表现与表达方式，有了对于张艺谋导演的摄影专业的学习，一个重新的定义。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导演，打破了对于电影的最本质的景别的拍摄。而是采用了在陕西乡村中，街道是真实的街道，人群是真实的人群，并非是影视城中找来人的群众演员。在这次的拍摄中，张艺谋引用了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电影，所喊得标志性口号“电影必须面对生活”、“将摄影机扛到街上去”。并且甚至让摄影师藏在纸箱子中，不要让街上的行人发现，这是在拍摄电影。用纪实的手法来讲故事。其实，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导演，不仅仅只是用简单的纪实性的手法，而是要将故事片中的主观的表达与纪实片中的客观的纪录，这两种拍摄手法相结合，来表达此次的拍摄技术的特点。这种导演拍摄的双重构思，是其他电影所未具有的拍摄构思。

第三、话说到，张艺谋导演在这部影片中，选择了自己家乡的乡土的气息。就不得不说到，影片中所出现的音乐。影片中的音乐，同样也是张艺谋导演所最熟悉的碗碗腔。碗碗腔，是陕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又称之为“灯碗腔”、“阮儿腔”。这首曲目在影片中，又是一种神来之笔，在张艺谋导演的其他的电影中，是难得一见的别样精彩。“唉，走咧。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经典而又耳熟能详的曲调就是碗碗腔《人面桃花》。每当秋菊为了受伤的男人找个地方说理，要出门的时候，这段悠回婉转的碗碗腔就会响起。秋菊去集市、去乡里、去县城、去市里，都会有着相同的背景音乐。在看这部影片时，从这段碗碗腔的音乐声中，就可以看出张艺谋导演对于家乡的乡土韵味的一种深刻的蕴意。

第四、在电影《秋菊打官司》的背景中，可以看出张艺谋摒弃了之前的影片的那一种浓烈鲜明的色彩和构图道具的形式感，辞别了过去的一致的民国时代的背景。选择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现当代，用到的当然是另一套的崭新的乡土化的纪实主义美学。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现当代乡村，人们的面容质朴，衣服素俭。秋菊在人群中闪现，绿色头巾、红色黑格棉袄，鼓着肚子、面无表情、腿脚略显臃肿有些笨重。影片背景中人物的面容与服饰，就可以看出那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代下，乡土风味的实际显示。

第五、说起张艺谋导演，就不能不得说他的色彩设计。在张艺谋导演的所有影片中，色彩的设计，是不可缺少的。在他的导演创作的思维角度中，色彩设计是唯一不能丢弃的。就算是，这部具有乡土气息的故事与纪实相结合的影片中，也是不能可少的。这部拍摄于1992年的电影《秋菊打官司》里，乡村平房的屋檐下挂着晾晒的红辣椒、秋菊以及乡民们身上穿的服装（红色黑格棉袄、绿色头巾等）、地上晾晒的黄工米、乡村里盖建的土屋、在冬季下的白雪、新年中所贴的窗花、大门上所贴的对联，都浓郁饱满，依然是乡村的一贯的风格，却更多了一些淳朴自然、机具地方特色，以及大都依旧以红色为主，黄、绿、黑、白、蓝等色为辅。影片《秋菊打官司》，虽然没有以色彩为主要的趋势，但是在影片中所具有的色彩，非常明显的表示了电影《秋菊打官司》中，陕西乡土的风味。

最后、电影中的源自、拍摄、背景音乐、时代背景、色彩，都只是电影的画面创作中的趋势。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导演在影片的故事中，所具有的对于故事的创作思维的角度的分析。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是以女性的创作层面为前提。影片以秋菊为主要人物，村长、丈夫为次要人物。影片中的秋菊，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倔人，她去告状，才不管春节还没有到，家里的辣椒卖不上好的价钱，装上手推车就往城里走。她又省钱，宁可坐狭小拥挤的电动三轮车。秋菊没有来由的倔强，身为农民的她又俭省、 温和、善良、沉默、迷茫。影片中，秋菊的命运和故事的发展，在导演的创作中，其实看似并非那样重要，但是其中所蕴涵的细节与事物在影片中，却有着几分点缀。比如：调解打架斗殴也办理结婚登记的生着煤球炉的乡村派出所，大街上的地摊摆放着各种过年时要贴的年画和在当时的年代中那些流行的港台明星的挂历的县城，村长手中拿着刚买来的看上去得有两三斤重的猪肉。这些推动影片故事的细节，具有着趣味性。也是在电影中导演创作思维的显示。秋菊每次出去打官司，她的出行方式，在影片中也吸引着人。和丈夫的妹子在积着雪的村庄路口出现，一开始陪伴她们的是装着辣椒的手推车，随后就是她们坐上三轮车或是手扶拖拉机，又乘搭上城里人坐的人力黑三轮车和局长的小轿车，秋菊在此间，走了一村又一乡，去了一县又一市，真实的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让观众跟着影片中的秋菊，走上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官司之路。张艺谋导演又将陕西的社会图景在影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平时只吃面食的村长之后又提着五个元的五花肉昭示了九十年代初的物价，秋菊住在城里的工农旅行社的，陕西特有的大通铺的费用是一夜一块五角钱。以及她坐过的车，卖的家里的辣椒，没有乘坐七块半的公交车去县城反而坐着各掏二元五角钱的蹦蹦车，车上还写着“只准载货”。都很细致的表现在影片之中。因为自家在农田里，盖了辣椒房，村长和丈夫之间没有进行友好的交流，导致丈夫被村长踢伤，经过治疗以后，只能在家中休息，不能做农活，而秋菊只为要一句道歉，而村长拒不道歉，于是倔强的秋菊就开始走上乡至县，县至市里的打官司告状之路，为的就是讨要一句说法。而这种法制新闻的实际性的展示，铺排得反倒有意味。秋菊在乡、县、市，一次次找到不同的人，一次次平静地讲述着自己不屈的事。其中不乏有着市井街道和人们生活的重现，平常老百姓和官员的互动。以及平常老百姓和官员对于秋菊的友善和帮助。这其中，具有着人情世故和法理法规的角力，也有着人性在内的深层的意蕴。在影片的最后，秋菊虽说算是打赢了官司，可是，在她最后即将要生产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去邻乡听戏了，伤好的丈夫只好去村长家求村长，让村长去邻乡找人，送秋菊去医院，孩子顺利出生少不了村长的鼎力相助。虽说村长没有道歉，但是却在关键时刻帮助了秋菊家。在孩子满月酒时，秋菊想要请村长来喝满月酒亲自道谢时，城里的中级法院的判决到来了，村长要被拘留十五天，这让秋菊感到非常的意外，警笛声在山间的回荡，影片最后以秋菊望向警车去往方向的疑惑神情结尾了。对于法的觉醒而并不懂法的秋菊始终只是想要一个道歉，但是却把救命恩人送去拘留了。

电影《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导演所展示的对于人情与法理之间的一种判断。同时，也反映了处于当时的改革开放、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中的农民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萌动和苏醒，是非常赋有价值的。

其实，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故事意味深沉，结局有情有义。但是，从电影的最本质上，也充分暴露了秋菊骨子里的传统宗法的社会意识。张艺谋导演在影片中，将陕西乡村的女性形象也表现的刻骨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