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一代语言大师，曾对毛泽东说：君子不党

一、他叫黎锦熙

黎锦熙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火”，

知道他的人，大部分也是源于“毛泽东老师”的身份，

在《恰同学少年》里，那个翩翩如玉的历史教员。

其实，当你走进一座文科学校的图书馆，

然后在语言学著作附近停留，

就会发现，在一排排与语言文字相关的重要书籍上，

都会写着作者：黎锦熙。

想来很多“高级”的学术论作，并不是特别的大众化，

而黎锦熙所研究的，却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

和所写的每一个字，息息相关。

二、“神童”

19世纪末20年代初的中国，动荡不安。

看似很普通的日子，湖南省湘潭县石潭坝乡一个不到10户人的小村落，

在户姓黎的人家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他家的长子诞生了，取名为黎锦熙。

黎锦熙的父亲本就是远近闻名的“才学之人”，且一直淡泊名利，

辞了官职，回家就办起了学堂。

于是黎锦熙的启蒙，从4岁就开始了，

为他请的老师，

是齐白石的妻弟王仲言先生。

黎锦熙虽生来矮小，不过天赋与智力，

却甩了其他孩童们好几条街，被称为“神童”。

在别人还玩泥巴的时候，他已能将《诗经》读熟，

然后渐渐的接触音乐、绘画等新学课程，

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八股”破题，

九岁的时候，已经可以随手默画出五洲地图，

当十岁的时候，更了不起，参加“罗山诗社”，成绩称佳。

现在回想那些取得极高成就的人，在童年时期便显现出不凡的天赋，

且于那个时代成长的人，好像有着与生俱来的责任使命感。

黎锦熙的童年，学术上“早熟”，好像是在“大人”的身份中度过。

而重要的却是：其乐无穷。

三、语言的天赋

一次，王仲言先生和学生们一起吃饭，

见一碗白菜很青嫩，长得像汤匙，

便出了上联“羹匙白”的题目。

几个学生都没有回答出来，

只有黎锦熙稍微思考了一会，

对出“筷子糕”的下联。

先生大赞“对得好”，并问他是怎么想到的。

他说，“看到这饭桌上摆的筷子，就想到羹匙都是吃饭的家伙，可以对。

又想到妈妈买给我的糕点像筷子一样，于是就这样对上了。”

还一次，他到湘乡外婆家串亲，

发觉“翻过一个山坳，语音口语就不一样”，

这种语音不同带来的沟通不便，

也让他萌发改变这种状况的念头。

仔细想来，很多人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理想，

然后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实现，

最后还是走过了时间，也蹉跎了岁月。

而这“不起眼”的念头，却成了黎锦熙一辈子的“初心”，并在未来，几乎改变了中国的语文。

四、如何去改变？

从一开始学习，父亲和老师都在一直鼓励他要“向新”，

他的视界，早已不是狭小和稳定的，

是要变化，要革新的。

他喜欢务实，阅读了大量时务类的书籍报刊，

算数和世界地理等科目，竟都是自学成才。

用现在的词语来讲，学习道路上简直就是“开挂”，

好像他生来，就应该去改变世界。

“秀才”的身份是栓不住他的，

十七岁的黎锦熙，一身的抱负，在曾国藩祠组织了“育德会”，

以牺牲个人和努力救国作为工作原则，

此事不久就惊动了官府，他逃回了家乡，没被捉拿。

初入动荡社会的黎锦熙，没有被社会所改变，

他想的：是如何改变社会。

隔了一年多，加入了北京铁路专修科，希望从此实业救国。

学校在大火中毁灭了，他又辗转回了湖南家乡，

考入了湖南优级师范。

由南而向北，由北而归南，他的人生轨迹慢慢有了重要的转变。

以优等成绩毕业的他，成为了新闻界的一把笔杆子，

他说：“要代表舆论、监督政府”。

那时候的黎锦熙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都在寻找可行的救国出路。

被谭延闿聘为秘书却十几天就辞了职，

改办了《长沙日报》却因言论与政治不恰被报社整改挤了出来，

他在探索的路上，看似并“不太顺”，

而正是这些由从书本走向实践的复杂社会经历，

使他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洞察见解，为以后学术研究做了了良好的铺垫。

五、毛泽东的老师

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与毛泽东相遇了，

两人差了三岁，彼此深深欣赏着，有着亦师亦友的情谊。

毛泽东上学时经济条件很差，黎锦熙给了他很多帮助，

两人后来一直保持着写信的联系。

后来同在北京，大年三十，黎锦熙就叫上了他这个学生到家里吃顿团圆的饺子。

在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

国民政府软硬兼施，要黎锦熙一家飞往台湾，

黎锦熙却只是玩笑的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呢。”

当时的这一对师生，一位从学生变成了共产党领导者；

一位从当年的历史“黎老师”变成了语言学科的“黎先生”，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看着每个人寻找着自己的身份，

然后又在不同人的开拓与努力中，

为现代人所呈现她应有的时代面貌。

六、白话文

从启蒙时期，一路走来，黎锦熙精通科目涵盖极广，

而与中国语言之间的缘分，要从1915年真正开始算起，

这一算起，就是一辈子。

当时的黎锦熙，被聘请为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处编审员。

他对当时中国这种各地不同的语言现象，早就表现出“不满之意”，

也半开玩笑的评论过：“《辞源》无源，《辞海》非海，《辞通》不通”。

于是，提出编订国音字典，调查全国方言，

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改革，拉开帷幕。

然而任何事情的推翻与重立，都意味着要有很多艰难险阻，

尤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还存在着很多的“保守”与“愚昧”，

“白话文学虽有文学，却无文法。”的言论处处充斥着。

他不服，不仅第一个迎战白话文“有文无法”，

还联合多位志士同仁，广为推行。

可见在历史的更迭中，从不只是有“抛头颅”与“洒热血”，

在“敢于死”的背后，也有一个哲学性的命题，那就是：如何生。

当时意气风发的黎锦熙，“语言和文字”就是他手中的一把利剑，

来斩除旧的，和迎接新的。

七、做一头“牛”

1926年，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那场大会中，

黎锦熙进行了铿锵有力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演讲，

并与赵元任、钱玄同等人始定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

1932年，他与另外的14人组成“汉字简体委员会”，

开始了一项项“由繁入简”，又“由简入繁”的工作。

随着1935年的到来，当300多个简化汉字“诚邀问世”的时候，

很多人便突然清醒的意识到了，

中国语文的未来，一定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曾经，黎锦熙的夫人贺澹江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去搞文学或者史学。

他回答：“中国繁难的语言文字学不搞好，文学、史学等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影响。”

他说这门科学现在很少有人搞，他愿做一只牛，耕人家不暇后顾的这块荒地。

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轻松的使用着字典、辞典，

享受着普通话与简体字为阅读与生活带来的无限便捷，

却也偶尔调侃着，语文和汉语有什么好学的？

而字是变得简单了，话也说得容易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汉语文化就在消失，

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拼音，都有它的来历；

每一个简化字的背后，都在讲述着历史的故事，

这在蕴含了一个时代变化的同时，也都“有迹可寻”。

八、关心时局

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瑜对学生们去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予以制止引起学生“暴动”，

后决定开除参与“驱羊运动”学生刘和珍、许广平。

作为文学院教授的黎锦熙得知，大力支持学生，与几位教授以引咎辞职威胁，

后又公开发表《致杨荫瑜先生函》，对开除学生这件事表示出完全不满与无法理解的态度。

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凌晨，特务到北师大捕走了八位进步学生，

掀起了四九运动。

黎锦熙便亲自去进行谈判，后来回去对夫人说：“今天我走了好多路、好多路，谭福林（当时为他拉黄包车的工人）拉着车在后面跟着我，让我坐车，我就是不坐，我和师大师生一起走到了新华门，和学生代表一起走到了行辕当局，把事情交涉好后，我又和大家一起走回来了。”

过去，他是学生的时候，想着的是如何摒弃旧传统，改变这个社会；

这些年，他变成了一位教师，

受时局的影响，从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到西安临时大学，再到北京师范大学，

在辗转中饱尝辛苦，而初心不改，

所多的，是如何保护学生的一颗心，因为他看到的，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九、不当官

当初黎锦熙的父亲是辞了官回家办学的，

可能是一种传承，无论谁人邀请，他也是不愿为官。

当国民政府邀请他做官时，他不是将申请表扔进废纸篓，

就是把“难得”的机会转让他人。

就连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东南海设宴，

诚意邀请他入党，并自请为介绍人，

他也只是脱口而出：君子不党。

由此可以看出，

黎先生不为官，是与党派无关的，

更不是所谓的“轻狂”。

他只想做学术，踏踏实实为中国语言做些事情。

我们现在总是说：上大学没有什么用处，

其实并不是所学的东西没有与社会接轨，

而是学的大多都是皮毛，没有深入到学科的骨子里去。

有人说，是现在的社会变了，不再需要这样的研究人才，

想说，到底是时代变了，还是我们的心变了？

恐怕若社没了那些一心一意做研究的人，

才是真的没有未来。

十、一生的教书匠

过去，有个叫周小舟的学生，到北师大报道的时候晚了，

打听到文学院的黎锦熙是湘潭人，便去求他通融。

黎锦熙一生爱才，也从不拘泥固定的形式，便帮了他。

后来这个周小舟，成了湖南省委一书记。

每次他到北京的时候，也都会去看自己的黎老师。

黎锦熙对后辈的关爱，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

当时还有个学生叫吴奔星，因为20元的学杂费交不上，

别人就推荐他去找黎锦熙，

知道后，黎锦熙便从容的说：“二十元由我出面担保，先报道吧。”

然后在报名截止日两天前，吴奔星办完了入学北师大的手续。

黎锦熙研究、教学上的革新，是敢于否定的，

这包括别人，也包括他自己

他的最后一名研究生，叫李金凯。

在李金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

而他，已经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金凯向他说明了在汉字查字法上与他的不同意见，

黎锦熙听了之后，并没有以“年长者为尊”，

对李金凯的观点做了极大的肯定，

并教诲他说：“要后来者居上”。

了解黎锦熙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否为自己的熟人，

只要登门拜访，都会以礼相待，

他是十分好客的人。

之前有位客人到他家，佣人提前将早点送去，（以免客人久等，他时常一边会客，一边用早餐。）

而客人误以为是给自己，就吃了起来，

黎锦熙出来后看到，什么也没说，就只是与他聊天、讨论。

后来客人走了，他才回来慢慢的说：“我还没吃早点呀！”

又风趣的说：“这才好呀，不然，怎么知道人家还没吃早点。”

也许社会上，无论做什么事情，最难控制的，便是自己的私心了，

而他的一生，都好像在绚丽与传奇的幅卷边缘尽力的填着缝隙，

事事把己置身事外，

想来这样处理事情，一切就都简单多了。

十一、一代大师

在国家解放以后，黎锦熙的研究进入到了稳定的阶段，

他的著作在各个高校里广为流传，

他在语言学上的钻研精神与成就，让很多人所钦佩，

一声“黎老”，表达了大家尊敬之心。

后来，他与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七人，共组成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我们国家语言的发展在一群肯钻研的学者们的努力下，日见曙光。

年龄渐长的黎锦熙，慢慢成为闻名中外的“学者”、“语言学大家”，

在对人的指导上，从来都是能帮十分，绝不保留一分。

陆俭名先生常带学生登门请教汉语语法问题，

即使在黎先生身体实在无法支撑的时候，

也会安排自己学生去传达和讲解，可谓是孜孜不倦。

他对文字那片赤诚之心，也回应了在1919年为自己写下的一幅对联：

终身文字改革，豁出去了。

个人环境毁誉，满不在乎。

黎锦熙的书法，也是刚劲有力，总是有人来找他题字，

而他，先要问人家学的是什么字体，

然后根据各人性格找出一首唐诗或宋词，用各人所学的字体书写。

一次，有客人问他一个字的福建读音是什么，

他稍加思索就读出来了，不仅如此，还能和各地的读音进行比较。

经历了一生的语言学习，他自己就是一部“活字典”，

不仅熟悉汉字的书写和辞意，还清楚的知道每个汉字在各地的读音。

黎锦熙本人，就是我们国家的文化。

十二、可爱的老人

见过黎老的人，都知道他的“慢”，

语言的研究本就是在探索内在的逻辑，是寻求一种“现实主义”，

所以年轻时意气风发的黎锦熙，

到老了，很是温厚与从容。

在晚年时期，他并没有放弃过去坚持的任何事情，

上午看报、看书，会客，

中午休息一会，然后工作到晚上，

八点开始，便要做一天最重要的工作，直到深夜。

很多家里的灯火都渐渐熄灭了，只要点着的，便一定是黎老家的了。

在居家生活中，他很是细心，

自己的书本会摆放的井井有条，随手拾到的小物件，

都会挂在绳子上，

家里谁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问他准保没错。

很多人做事，一心一意，

很多人做事，触类旁通，

而黎老的研究首先是出于有用，

所以一个做“有用之事”的人，必定会很好的生活。

“读圣贤书”的书的时候，可以短暂的不“闻天下事”，

但书读的差不多了，便要到实践中去了，

一切源于生活，大抵如此。

十三、致敬

如今，黎锦熙老先生离开了人世，已有多年，

到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公园游玩的湘潭人，

往往会意外发现一处花岗石雕塑，

石碑上写着：“拼音之父”及黎锦熙的头像、相关介绍。

是的，他也是毛泽东的老师，

而一生清贫的他，却从没有以毛泽东的关系来为自己谋求什么。

如果有，也只能说在文革红卫兵抄家的时候，

将保留的与毛泽东之间的六封书信，狠狠的置于桌上，

那些书信，也都是自己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奋力所保存的，

为的，是挚友间的情深。

黎锦熙先生的一生，

不倾于某种政治，也不畏于某种政治。

正如白话文的推动、汉字的简化……

他总是将最难的事，变成了最简单的，

而这些“最简单”，也慢慢成为了现代生活中的“最难”。

就像我们如今总在提倡，做事要涉猎广泛，

而却不知有一种坚持，像爱情一样，可以叫至死不渝。

就像黎先生写了一辈子、铺满墙的日记

就像他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也还攥着没更改好的演讲稿。

于他，不觉心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