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印记

        大约在十年前，我多少还带有愉悦的心情离开了长沙，离开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曙光路85号的那个“特工老头”（实在叫不出他“特工爷爷”），而是长沙五月中旬的阳光经常像刀片一样在皮肤上划着，即使雨后也如同蒸桑拿般将衣服与身体粘贴得让人缺氧。

        我和一个朋友踩着火车去了太原。初到太原看到街上骑电动车的女人用纱巾包着脸，胳膊上的袖子都套到了车把，匆匆的穿行于紧张的马路，多少让我有点好奇。我们在小井峪的一个城中村安顿下来，那是一座有好几间房子的大院，漆黑的大铁门两侧各有一颗一百多年的老槐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槐树和院子里传出来的百灵鸟叫声是我最初站在门口喜欢的印象。在东厢房住下了没多久，隔壁就来了一对四十岁左右的男女，男的高女的微胖，都是黑黪黪的，他们都是太原周边的来这里租住同我们共用一个厨房。每当要到晚饭的时候，那个身材匀称面带微笑的大姐都会端着一盘满院飘着香味儿的土豆丝走进她们的房间，他们都喜欢喝酒，但每次酒中的欢笑声我们都翻译不了。六月的太原干燥炎热，风常常吹起的尘土扑在嘴脸上，但又能像防晒霜一样让你躲过阳光的直射。半夜里他们夫妻类似于不检点的动静有时把我惊醒，我睡不好也不愿意去多想，因为旁边还有那个并不比我好看且满脸痤痘的好友依然睡得很香。只是会想起白天的那盘土豆丝还在油亮油亮的放着光，切的那么均匀熟了也不会粘在一起，而上面的几处辣椒暗暗的跟那女人涂抹过的嘴唇一样红得并不张扬。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四十左右岁的女人都会纯熟的化妆不必模仿。

        在太原我还认识了一个东北大哥，他是哈尔滨周边的，他说他曾经有过一百多个弟兄，只是有一次意外失手打死了人，插刀的两肋因防卫过当判了十年。十年的狱中生活能让聪明的人更加聪明，出来后不知在哪里晃荡一个二手媳妇，从此夫唱妇随。我多半相信他的话，在一个不到一米七的结构里揉和了一百八九十斤的重量，倒三角肌撑起的皮肤像丘陵里面的矿藏，小而执著的眼睛时而放出定向的光，说话时的脸也有颤动的时候，这样的人就是在狱里也不会缺少任何角色。他说什老婆就做什么，炖的排骨和包的饺子跟东北不存在两样，我们吃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去了。相处不容易，他不高兴了会当面骂得你抬不起头，且会让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你总是欠他的。我看到他吃饭的本领是能在路边抱起个石头跑到人多的地方去骂还要你花钱去买，因为大家都爱看热闹，有时你不买又不偷着溜走都难为情了。这个我尊敬的大哥，有一次在火车站的广场上，光着膀子喊着嗓子圈着场子卖货，短粗脖子上的金链子随着脑袋甩来甩去。大哥卖力娘子争气配合有力很是热闹，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就蹿跺出来一个猴崽子，从他身后将那个拇指粗的大链子一股脑儿的拽走了，脖子上没有东西坠着不舒服，等他明白过来就破口大骂：“妈巴子的，敢动我，我宰了你”。但周围一圈的眼睛他也没看清楚谁才是他要宰的人。

        还发生过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和朋友在一处有很多老楼的小区里，不巧的是都饿了，于是拦人问路。那个可能生活在这里很多年的老妇人听我们的口音是东北的，就很热情都是老乡。她毫不吝惜自己的嗓子告诉我：“这地方联合国秘书长都说了不适合人类居住，这附近也没有什么饭店和小吃”。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她们都是当年安要求拖家带口来到山西搞支援建设的积极分子啊，难道这儿飞沙黄尘比不得东北的白山黑水更滋养人？一个人不喜欢他所在的地方是很不幸的。我又往里走了一会看到了一个卖大豆腐的流动摊，便问摊主有没有干豆腐，那人瞄了我一眼迟疑又麻利的在摆放大豆腐旁边从布卷里拿出两张递给我，我付给她两元钱。我们俩吃完这两张两元钱的干豆腐晚上就没有再吃晚饭。第二天早上不到一个钟就去了七八次厕所，每次都是哗哗的，鼓起又瘪下的肚子闹意见不停的向我诉苦。我们在小井峪社区医院每天四瓶盐水挂了一个星期，从那以后我的胃就再也没有男人胸怀一样的宽广了。

        离开太原以后，我还有什么遗憾吗？能想起晋祠里的苍天古树一定还是那么葱郁，而百灵鸟的叫声也不会孤单；护城河里的鱼儿真的又多又傻，只有聪明的人拿着细细的绳子往河里抛飞爪，迅速拽上来的有时候是小乌龟，再把它们放生，在抓和放之间总会让人们的生活都很忙。

        小井峪的城中村这些年肯定都不在了，但不知道那家大院门前的两颗镇宅老槐树能否留下，留下它们和宁化府的老陈醋一样留在我心里一边生长一边回味，这些会比其它的不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