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和好公民
《政治学》卷三章四读书笔记
这一章的主题是好公民和好人是否可以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史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两千多年来，诸多思想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过这一问题。
在前一章讨论了“城邦的同一性是什么”之后，这一章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开始讨论“好人和好公民是否可以是同一的”这一问题。
依据上一章，不同政体之间真正的差别在于政制，也即政治形式，如雅典和斯巴达的真正区别不在于其人民一个尚文，一个尚武，而是在于其政治制度不同。
不同的政治制度自然会要求不同的好公民类型，民主政体下的好公民需要能够积极参与政治，而贵族政体下的好公民需要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言行。而做一个好人，不论在哪个地方，要求总是差不多的，故我们可以在本篇开始就推测，在实际政治中，好人基本上与好公民是不同一的。
接下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分析。
亚里士多德首先简要论述了什么是好公民，也即公民的德行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以航船为例说明，就像一名水手是一个航运团体的一员一样，公民也是城邦的一员。船员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容貌和年龄，而是在于他们承担的职责各不相同，有的负责瞭望，有的是舵手。因此，船员的德行，就其能够很好的完成他的那份职责而言，是因分工不同而不同的。但是，除了完成各个船员本身职责的这种各不相同的德行之外，还有一种德行是所有船员都需要的，那就是对于航行安全的保障。
同理，公民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的分工各有不同，但是政治共同体的安全是所有公民的目标。就像船员的德行需要符合航行的需求，公民的德行也需要符合政治共同体的要求。故政治共同体有多少种，公民的德行就有多少种。而一般好人的标准是唯一的，即至善（关于什么是好人和善，具体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乃是公民德行与政治制度的密切相关，不同的政治制度会要求不同的公民德行。
至目前为止，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和我们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一个良好公民的要求与一个善良之人的要求不一定是同一的（也许可能有一个好公民恰巧是一个好人，但是好公民不必一定得是好人）。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探讨了理想状态下的最好的政体下的情况。关于理想的最好的政体详见柏拉图《理想国》 的论述，其基本特点是人们各司其职，各人按其天分处于不同的位置，整个城邦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在这个城邦中，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从理想的政体下同样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种思考进路。
进路一：
理想城邦中，每个人都各尽其职，就做好他的那份工作所要求的德行来说，每个人的德行要求都是不同的。由于好人的善仍然是唯一的，故显然在理想城邦中，各尽其职的各种公民所具有的不同的公民德行与好人的善并非同一的。
进路二：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进路触及到更为深刻的问题，即城邦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
就像每个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由不同成分的灵魂和躯体组成的一样，同时也像灵魂是由不同程度的理性和欲望组成的一样，城邦也是由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其中包括丈夫和妻子、主人和奴隶，还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成分强调的是抽象的身份，并非具体的人）。
亚里士多德如此说道：
既然城邦是由不同的成分组成，那么对所有的公民来说，就不可能共有一个唯一的德行，就像一个戏剧合唱队的指挥和演员不可能共有相同的德行。（笔者分析，这里仍然指指挥的德行在于使全体和谐统一，而演员的德行在于做好本职工作）
这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说在理想城邦下，不具有共同的德行，似乎与上一部分的分析相矛盾。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上一部分的前提条件是现实中的普遍状况，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城邦，而这一部分讨论的是理想状态的理想城邦。以数学的三角形或圆为例，之前讨论的是现实的三角形的物体，有着种种类似三角形的东西，但真正的三角形是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它只是一个抽象且完美的观念。
这一部分的讨论引入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一引入为接下来的进一步分析做了铺垫。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情况下，好人是不等于好公民的，但是在两者是否真的就不存在任何相同点呢？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好人是等于好公民的呢？
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基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而展开。
亚里士多德提到，通常我们说统治者贤明的时候，其实是包含了意指他善良之意。这一点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常常可见，中国历朝历代帝师无不教导帝王要仁慈、要有圣王的美德，最好的统治者，就是圣人与王者合一。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贤明的统治者是与他之前所受的教育有关系的。这样的统治者作为公民（关于公民的定义和分析，可见《政治学》的卷三章一）来说，可以说是兼具好人和好公民的德行。亚里士多德进而分析，由于只有统治者才能接受那种特别的教育（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是政治学的另一主题），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公民作为统治者的时候，好公民和好人才是同一的。
但是显然，普通公民的德行要求（服从）和统治者的德行要求（指挥）是不同的。上面分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好公民和好人是同一的可能性。下面，亚里士多德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特殊情况的边界扩大。
除了之前人们会称赞贤明的统治者外，亚里士多德提到，人们也会称赞另一种人，这种人既能统治他人，又能受人统治（这一经验明显就与东方传统有别了）。并且，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人的德行是更加高于纯粹统治者的德行的。接下来亚里士多德援引传统观念：
A.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需要掌握不同的知识，两者不具备同一性。
B.其次，作为兼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公民，需要同时掌握这两种不同的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是相互冲突的，A认为即便在理论上统治者也总是不等于被统治者，B认为两者是有相等的可能性的。
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这种矛盾，并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将纯粹的被统治者所需掌握的知识进行了删减，纯粹的被统治者的一些知识是那些兼具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必掌握的，这些被剔除的知识包括家庭内部主人合理利用仆人进行劳动的知识、手工业的知识等。（关于这一点，涉及到对古希腊社会的分析，在古希腊，手工业劳动者大多是奴隶）
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剔除的那些知识，是奴隶掌握的，那类被统治者其实是奴隶。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其实分析了两种统治关系，一种是主人和奴隶，一种是自由人对自由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在将前面一种统治关系剔除后，着重分析了后面一种关系（笔者注：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是后一种统治关系的人，也只有在后一种统治关系中才存在政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后一种统治关系，便是所谓的共和政治。在这种统治方式中，统治者必须首先从被统治和服从学起，例如想担任将军，就必须首先做一名士兵。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引用了古希腊的一句习语：没有受过统治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统治者。
在这种政体下，尽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仍然有区别，但是良好的公民是需要掌握两者的知识的。也就是说，好公民的标准是即能统治人，又能被统治。在共和政治下，公民由于需要学习两方面的知识，其公民德行与之前所述的理想的最好的城邦不同，与本章开始论述的现实世界的普遍的城邦状况也不痛，理想的最好的城邦的公民德行强调各人有各人的德行，如军人所需要的德行是勇敢和节制，匠人所需要的德行是节制，而在共和政体下，每个公民所需学习的德行内容更为复杂，尽管程度不同，但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诸多德行，而非一种符合他的职业的德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共和政体下，每个公民都需要学习包括善在内的德行，故好公民与好人是同一的。这种政体的特点是自由人对自由人的统治，是公民既能统治而又能受制。
综上，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分析了普遍的现实的状况、也师承柏拉图分析了理想的最好的城邦的状况，此外还分析了一种独特的政体，共和政体的情况。贯穿其中的主线，和试图解答的问题，则是好人和好公民是否能够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