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稿费起诉自己学生，被嘲笑有失君子形象，在他眼里钱很要紧

文·段宏刚

1906年1月某天，即将从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的鲁迅（1881年——1936年）先生，观看了一部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思想受到极大触动，“弃医从文”的想法油然而生，这个被他很快付之行动。

在当时，不同职业的收入情况大概如下：纺织女工的月薪为5个大洋，护工每月8个大洋，记者和律师每月收入在60大洋左右，中医的月收入在50——80大洋，西医的月收入能达到60——100大洋。

一名纺织女工依靠月收入完全能养活一家四口，可见，医生在当时的收入相当不错，完全属于高收入人群。

将来有高收入工作可以选择，而鲁迅视而不见，难道他对金钱不在乎？他这样做跟热血青年一样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这些都不是，相反，鲁迅对金钱是相当敏感的。少年时期，因为祖父周福清“贿考事件”东窗事发，导致家族迅速败落。紧接着，父亲周伯宜身患重病，常年卧床不起，为了给父亲治病，不但花光家里的所有积蓄，还贱卖了许多家产，最终，周伯宜撒手人寰，鲁迅家境愈发贫苦。少年鲁迅很早就尝到了世态炎凉，深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困苦。

青年时期，面对人生抉择时，鲁迅毅然而然走上“弃医从文”之路，除了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救国救民的伟大使命之外，还跟当时优厚的稿费有很大关系。

清朝同治年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其稿酬相当丰厚，标准是千字3元，其它报纸的稿酬也能达到千字1——3元。可观的稿费，吸引了许多文人撰稿、卖文为生，由此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作家。

然而，此时期的鲁迅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在文坛的名气还不够大，想依靠写作为生还不太现实，因此，1906年7月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他选择在家乡绍兴做了一名教师，每月有20大洋的薪水。再加上他写文章挣一些稿费，每月总收入能达到30大洋，勉强能养活一家老小共十几口人。

后来，鲁迅随着不断发表文章，在文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1912年2月，经过蔡元培先生的推荐，鲁迅开始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月薪为80大洋，不久后升任教育部佥事，成为教育部的中级官员。职位的升迁带来了工资的增长，到1916年年底，他的月薪达到了300大洋。

1918年5月，鲁迅创作了一篇4700多字的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即刻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轰动，在文坛名气大涨，从此坐上了全国文坛的第一把交椅，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陆续被全国多所大学聘为教授。

经过文学盛名的加持，鲁迅此时期的稿费收入也水涨船高，每个月被多次约稿，稿费从优，甚至都挤不出时间来完成约稿任务。

1919年秋，鲁迅斥资4000大洋，买下北京八道湾11号的一套四合院，并花费1000多大洋精心装修了一番，给家人创造了一个舒适、宽敞的家居环境。购买这套房产时，鲁迅基本上全额付款，可见，他当时的财力已经相当雄厚。

此后的日子，鲁迅在事业上顺风顺水，名利双收，在知识分子界，属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都达到顶层的群体。

从1912年参加工作到1936年去世，在这25年里，鲁迅的总收入情况如下。在1912年到1920年，平均月薪大概在200大洋左右，这9年总收入大约2万大洋。从1921年至1936年，鲁迅步入高收入时期，月均收入大约在1000大洋左右，这16年总收入大约在21万。

鲁迅25年的总收入达到23万大洋，根据《鲁迅与现代稿酬制》来换算，相当于现在的2000多万元，超越了95%以上的工薪阶层，是那个时代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里，文人有一身傲骨，是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但是，鲁迅却是非常看重钱的人，并不介意别人议论自己爱钱。

1923年，鲁迅在一次演讲中说：钱是要紧的，如果有哪些高尚的君子们嘲笑金钱，那么，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鲁迅日记》有100多万字，多篇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家庭开支的情况。

从1927年搬家到上海后，鲁迅谢绝了所有邀请和应酬，每天深居简出，专心写作，每当写完一篇文章，交给夫人许广平校对、抄写和集录。等到文章攒够足够数量，就交给“北新书局”来出版。

交接人是鲁迅在北大的学生李小峰，同时也是“北新书局”的老板。

鲁迅跟李小峰亦师亦友，关系融洽，所以，对他非常信任。李小峰每次送来版税和编辑费后，鲁迅并没有核对实际账目。

有一次，鲁迅在无意中发现，他总共让“北新书局”出版了9部著作，按理说，随着他在文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书卖得越来越好，他所得的稿酬和版税应该越来越多才是。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鲁迅并没有看到自己的稿酬和版税大幅度增长的现象。托人核实后才发现，李小峰竟然克扣了自己2万多大洋的版税。

面对学生的小人做法，鲁迅忍无可忍，立刻聘请律师杨铿起诉了“北新书局”，一副追回自己劳动所得势在必得的样子。

结果显而易见，鲁迅追回了自己的酬劳。

令鲁迅没有想到的是，他为了追讨稿费，将自己学生告上法庭的事，经过一些报纸的大力渲染后，立马成为文坛热门的谈资。尤其是一些同行，对他冷嘲热讽，说什么他连自己的学生都告上法庭，实在是不近人情，有违君子形象。

面对外界的风言风语，鲁迅不以为然，大义凛然地说道：自己正当的经济利益受损，本来就应该力争才是，面子能值几个钱？

鲁迅这句话又把那些嘲讽者噎了回去，让他最终笑到最后。

1924年，鲁迅又拿出800大洋，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一座小院落，又花费1000多大洋进行了大修。

仅是购买这两处房产，鲁迅就花费了8000大洋，再加上他要养活母亲鲁瑞，妻子朱安，三弟周建人，二弟周作人一家几口，总共要养活一大家子十几口人，每月还要购买许多书籍和资料，以及各项应酬的开支，他的收入虽然很高，但花费一直很大。因此，他每天吃粗茶淡饭，穿粗布衣裳，在个人生活上能省就省，给人一种比较爱钱的印象。

但是，鲁迅的人格非常伟大，爱财却不贪财，藐视各种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一生都以“文化英雄”的姿态，用手中的笔跟敌人进行战斗，把知识分子的脊梁挺得很直，为所有文人树立了一个需要仰望才能看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