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突袭，政府平台的信用难题

一

2020年2月中旬，某国企租赁公司项目经理接到贵州某地级市政府平台融资部负责人电话，内容是告知今年4月30日的还款因为疫情的问题，预计大概率无法偿还这笔1000多万的租金，这名项目经理本想劝劝客户想想办法，但是贵州从前年就是资金方不愿意触碰的区域，因为贵州的高速发展的杠杆力度，本2019年10月需要偿还的一期租金，已经展期至2020年4月30日了，融资难度早就业内都了解了，有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感觉了，本想早日去现场沟通下，至少在公司面前表个态，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样子，现在这个疫情，全国各个省份相对隔离，下面地级市更是难进，也不敢出差过去找客户拜个晚年。思来想去，只能给公司资产电话说明下客户情况，表达自己的愤慨，说现在要不准备发律师函。资产安慰到，等疫情结束在去现场看下情况吧。

二

政府平台一直是各地政府用于融资的企业法人，从最小的县到省级政府，当地基建建设都需要连绵不绝的真金白银用于投入，常规的政府平台发债、银行项目贷款往往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当地基础建设的需要，所以融资租赁这种基本纯信用方式的融资模式，成为了政府平台的逐步常规的融资途径，而融资租赁类似银行房贷按揭的还款模式，每期租金都需要偿还本金及利息，所以缺乏造血能力的政府平台需要借新还旧来偿还以往的融资租赁租金，而融资租赁公司，包括商业租赁和银行金租，从最开始的按照平台资金进行授信到逐步受限制于资金部再融资的要求和银保监会对于融资租赁业务承租人的要求，需要选择有较好的现金流的主体进行搭建结构，各地公交公司、水务公司、污水处理公司、旅游公司等都成为了新的融资租赁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查询动产登记的“中登网”往往一个百强县的公交公司，融资租赁业务记录能达到10条左右，总金额多的能超过10亿元，这些资金，早期的可能被政府平台投入到当地公益性建设中，有的就是为了偿还前期的租金，避免这种政信业务出现逾期，给当地政府信用带来瑕疵，影响了后续的融资。东北部分区域已经成为了融资租赁禁区，就是一个融资租赁逾期后的恶性循环。

三

无独有偶，过完正月十五，一家四川国有景区的融资领导电话了租金马上到期的一家租赁公司资产人员，告知本来是旅游旺季的春节期间，景区没有任何创收，账目资金已经完全不能够偿还2月的租金，请求这期租金能够改期，资产人员现在也很郁闷，没有办法回公司办公，领导都建议在家里远程工作，而广西另外一个地级市的政府平台的融资负责人也电话告知，现在因为疫情封城，外面的融资租赁等资金方根本没有办法进来复核，签约，所以融资能力很吃紧，也要想请这期租金展期，不然逾期了，对双方都有影响。这位资产人员想想看，现在也没办法去现场，只能如实给公司汇报，然后能劝服客户在已经封闭的城市中协调其他兄弟国企的资金，不过真没办法现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服，公司资金部也反馈，公司这类政信业务逾期多了，在市场上也是对融资有影响。

四

融资租赁公司一直是各地政府平台的影子银行，业内人都知道，融资租赁的两大龙头企业，都是靠政府平台一笔业务2到3亿累计起来的，虽说都是知道政府平台的盈利性就是一个伪命题，都是拿几百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到占比大多数的公益性项目中，产生的现金流根本无法覆盖租金，只能依靠城投信仰来谨慎的击鼓传花，并且在前两年年去杠杆的市场背景下，以往还考虑多元化发展的融资租赁公司，将部分资金投入到民营产业客户后，一旦遇到高杠杆的企业，短债长投，并购投资失败，再融资能力下降，融租公司投入的资金便可能成为坏账，辛辛苦苦赚来的息差打了水漂，这时候城投再怎么逾期，还只是流动性困难，民企垮了就真没有了，政府平台背后的政府，还是稳定的存在的，基于此，为什么不继续投政信业务？但是要考虑区域性风险了。

五

永远的甲方：政府平台的债务问题逐渐成为融资租赁公司考虑的问题，正如前文中的贵州地区，从2018年到2019年贵州、内蒙古、云南及陕西分别位列前四位，贵州城投非标逾期情况尤为突出。从逾期城投的级别来看，县级别占比超过70%，地级市占比达到20%。县级别的风险明显偏高。此处疫情爆发，一方面让一部分的政府平台真的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流动性风险，导致这类非标业务出现了逾期问题，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本意想着租金展期的政府平台找到了更加合适的理由给资金方，“不是不想还，是真的国难当头，疫情严重”，出现这种问题，也让众多从事政信租赁公司不得不面对2020年的第一季度，原有客户还款出现问题，新增业务因为业务人员的在家办公，无法出差全国各地的操作项目，一增一减，对于政府平台来说，是个寒春，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来说，也是一个寒春。

       当然，融资租赁公司想想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开工难问题，政府平台的逾期问题，又不那么严重了，当疫情减缓时，政府平台承担的基建任务必然会来弥补失去的三个月，融资租赁公司也会在新的一轮基建需求时，进行新的一轮扩大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