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资治通鉴》之汉纪三
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匈奴侵犯狄道。
当时，匈奴经常挑起边境战争，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向文帝上书，谈论战争问题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可不慎重地选择良将。
“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按照《兵法》所说，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铤、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地形，各有所长；如果战场地形不利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就可能出现十个士兵不如一个士兵的情况。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利进攻时跟不上，退避危难时不能一致行动，前军已经刀兵相接，后军却仍松松垮垮，士兵不能随着鸣金击鼓进退，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一百个人不抵十个用。士兵手中的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徒手作战一样；将士身上的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射不到远处，与短兵器一样；射不中目标，与没有箭一样；箭虽然射中目标却射不进敌人身体，就与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祸患，这样的军队，五个人不抵一个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统兵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最重要的关键。
“臣又听说：在用兵时，依据交战双方国家大小不同、强弱不同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自我贬抑，去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方法；如果与敌方不分强弱，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作战；利用蛮夷部族去进攻蛮夷部族，这是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略。现在匈奴的地形、军事技术与中原有很大不同：奔驰于山上山下，出入于山涧溪流，中原的马匹不如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射击，中原的骑射技术不如匈奴；不畏风雨疲劳，不怕饥渴，中原将士不如匈奴人；这是匈奴的优势。如果到了平原、地势平缓的地方，汉军使用轻车和骁勇的骑兵精锐，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容易被打乱；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箭能射得很远，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那么匈奴的小弓就无法抵御；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手中有锋利的武器，长兵器与短兵器配合使用，弓箭手机动出击，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有勇力的弓箭手，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目标，匈奴用皮革和木材制造的防御武器就会失效；下马在平地作战，剑戟交锋，近身搏斗，匈奴人的脚力就不如汉军；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由此看来：匈奴有三项优势，汉军有五项优势；陛下又动用了数十万军队，去攻伐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从兵员数量计算，这是以一击十的战术。士
“尽管如此，刀兵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瞬息之间就会发生。用人的生死去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后悔都来不及了。英明的君主在决策时，应立足于万无一失。现在已归降朝廷的胡人、义渠、蛮夷等，部众达数千人，他们的饮食习俗、善于骑射的特长，都与匈奴一样。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绵衣、强劲的弓，锋利的箭，再加上边境各郡的精崐锐骑兵，起用通晓兵法并了解蛮夷部族风俗习惯，能笼络其人心的将领，用陛下明确的约定统率他们。如果遇到险阻，就让这些人冲锋陷阵；在宽阔的平野，就用战车、步兵去制服敌人；两支军队互为表里，各自发挥他们的优势，再加上以众击寡，这是万无一失的战略。”
文帝很赞赏他的意见，赐给晁错一封复信，以表示宠信。
晁错再一次上书说：“臣听说秦起兵攻打匈奴和百越，不是为了保卫边境安宁、防止人民死于战争，而是残暴贪婪，要想扩大它的疆域，所以，功业没有建立，天下已经大乱。而且如果用兵而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进攻就会被敌人所俘虏，屯守就会被敌人所困死。北方的胡人和貉人，生性耐寒；南方扬、粤一带的人，生性耐暑。秦朝的戍卒不服南北两地的水土，戍守边疆的死在边境，输送给养的死于路上。秦朝百姓被征发当兵，就如同去刑场被处死，于是秦王朝就征发犯罪的人去戍边，称作‘谪戍’。先是征发犯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和商人充军，后来又扩大到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然后又扩大到祖父母、父母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最后强迫居住于闾左按规定不负担兵役的人，也去当兵。胡乱征发，被强迫当兵的人都心怀愤恨，他们遭受必死无疑的厄运，朝廷 却不给以丝毫的报偿，死于战场，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国家免收一算赋税的回报，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秦的暴政祸及自己。陈胜前去戍边，来到达大泽乡，首先为天下人做出了反秦的表率。天下人响应陈胜，如同流水下泄势不可挡，这是秦以严威强制征兵的恶果。
“匈奴人的衣食来源，不依靠土地，所以经常扰乱边境，往来转移，有时入侵，有时撤走；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使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放牧、打猎，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发现汉军人少，就会入侵。如果陛下不发兵救援，边境百姓不能指望朝廷的救兵，就会萌发投降敌人的念头；如果陛下发兵救援，发兵太少就不起作用，多发援兵，来自于远方的各县援兵刚刚到达，匈奴军队又已撤走了。不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军费开支太大；撤走援兵，匈奴人又乘虚而入。这样连年折腾，那么中原地区就会陷入贫困，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担忧边境问题，派遣将吏发兵加强边塞防务，这是对边境百姓的很大恩惠。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一年轮换一批，不了解匈奴人的本领。不如选常居的人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并且用于防御匈奴入侵，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规划建立城镇，规模不小于千户人口。官府先在城中修建房屋，准备农具，再召募百姓来边城居住，赦免罪名，赏给爵位，免除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并向他们提供冬夏季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生产自足时为止。如果崐不给边塞民众优厚的利禄，就无法使他们长期定居在这片危险困苦的土地上。匈奴入侵，有人能从匈奴手中夺回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由官府为他赎买。边塞的百姓得到这样的待遇，就会邻里街坊相互救援帮助，冒死与匈奴搏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皇帝感恩戴德想有所报答，而是要想保全亲戚邻居，贪恋财产；与那些不了解本地地形并且对匈奴心怀畏惧的东方戍卒相比，他们防御匈奴的功效要高出一万倍。在陛下当政之时，迁徙百姓以充实边防，使远方没有屯戍边境的徭役；而边塞的居民，父子相互保护，免受被匈奴俘虏的苦难；陛下这样做，利益传到后世，得到圣明的名声，这与秦征发满怀怨恨的百姓去戍守边疆，是不能相比的。”
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定居。
晁错再次上书说：“陛下召募迁徙的百姓以充实边塞，使屯戍的徭役越发减省，运输费用更加减少，这是对百姓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的表现如果真能与陛下对百姓的厚惠相称，遵奉陛下的法令，对迁来的应募百姓，照顾其中的老弱，厚待其中的壮士，争取他们的拥护而不去欺凌他们，使先来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么贫民就会感到羡慕，相互劝勉前往边塞了。臣听说古代明君迁徙百姓，要先察看当地是否阴阳调和，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然后再营造集镇、修筑城池，设计乡里、划分住宅地，先为百姓修筑房屋，配置器物，百姓到达后有可居住的房屋，有可使用的器物。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相互勉励迁往新居的原因。官府在迁徙的新居住区设置医生、巫神，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百姓得以男女婚配，生老病死相互照顾，坟墓相互依靠，栽种树木，喂养六畜，屋房完备安全。这样做正是为了让百姓乐于长期定居此地。
“臣又听说古代明君为了防御敌人入侵，在沿边境的各县创设如下建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每十个伍的民户为一里，里设置有假士；每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每十连为一邑，邑设置假候，都选择邑中贤才里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这些职务；安居本地就教民众学习射箭，出临边境就教民众学习防御敌人。军事编制形成于内，军事政令就能在外有效地发挥作用。百姓训练有素，不许他们随便迁移，年幼时一同玩乐，成年后共事。夜间战斗，只要听到声音就能互相了解，足以相互救援；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就足以相互识别；友爱之心，足以使他们生死与共。在此基础上，朝廷再以厚赏奖励，以重罚威逼，百姓就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了。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力的人，只能虚耗衣服粮食，不能用于充实边防；百姓虽然强壮有力，但如果没有好官去治理，也不会有功效。
“陛下拒绝与匈奴和亲，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会向南进犯；边境一旦大治，就可以重创匈奴，使他们终身不振恢复不了元气。如果想树立汉朝廷的威名，就应该在秋季匈奴刚纵兵入侵时就给以痛击；假若匈奴来犯而不能打败他们，使他们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了。”
晁错为人刚直而又严峻苛刻，因辩才而得到太子的宠信，太子家里称他为“智囊”。
前十二年（癸酉，公元前168年)
冬季，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县决口，向东冲溃了金堤，淹没东郡；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决口。
春季，三月，朝廷宣布废止关隘检查制度，吏民出行不必带证明身份的符传。
晁错对文帝说：“英明的君主在位，百姓不受饥寒的折磨，这并不是君主能亲自耕作供给百姓食物，亲自织布为百姓做衣服，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财之路。所以尧遇到九年的大涝灾，商汤七年的大旱灾，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其原因就在蓄 积多而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海内大一统，土地之广、人口之众，不亚于商汤和夏禹时代，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天灾，但蓄 积却没有那时多，原因何在？是因为土地还有余力没有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可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开发，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
“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不求轻暖，能御寒就穿；饥饿时急需食品，不求香甜可口，能充饥就吃。饥寒临身，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餐就会挨饿，一年不做衣服就会挨冻。如果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肌肤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父也不能保有他的儿子，君主怎么能够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耕织，少收赋税，多搞蓄积，用来充实府库，防备旱涝灾害，所以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百姓的善恶，就看君主如何去诱导、统治他们；百姓追求财利，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选择方向一样。
“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珍宝，原因就在于君主使用它们。这些东西轻又小便于收藏，只要拿着握于手掌中的那么一点，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可以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使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 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产于土地，按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价值有限，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却已无法搬运，它不会成为资贼劫夺的目标，但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得忍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家中有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个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季耕种，夏季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柴，修缮官府房屋，服徭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严寒，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还有民间的人情往来，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等负担，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支付。农民如此勤劳困苦，还要再蒙受旱涝灾害，官府政令严苛而赋税繁重，不按规定时间征收赋税，早上发布的政令晚上又有变化。农民家中有资财的，以半价折卖，家中贫穷的，只好去借利息双倍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卖妻卖子以偿还债务了。而那些行商坐贾，实力大的积贮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实力小的坐在市肆中作买卖，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得知皇帝急需某种物品，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所以商人男的不去耕田耘草，女的不去养蚕纺织，但穿衣服却非穿华丽的绸缎不可，吃饭非吃好米好肉不可。商人不受农民那样的辛苦，却可以得到很多钱财。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与王侯显贵结交，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员，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商人到千里之外遨游，车子在路上前后相望，络绎不绝。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策着肥马，踏着丝制的鞋子，穿着精美的白色绸缎衣服。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
“现在的当务之急，没有比使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使全社会把粮食看成为珍宝；使全社会把粮食看做珍宝的方法，在于朝廷 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统治百姓。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富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粮食就不会被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粮食有余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收取的赋税，这就是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现行的律令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战马，是天下的重要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有宽达一百步的滚沸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没有粮食，那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现在百姓缴纳粮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差得太远了。封爵的权力，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不用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多了。”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下令规定：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同的爵位。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并不去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的一半赐给农民。”
前十三年（甲戌，公元前167年）
春季，二月，甲寅（十六日），文帝下诏说：“朕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供应祭祀的祭服；制定有关此事的礼仪！”
当初，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一旦出现了灾异，就把造成过失的责任从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夏季，文帝下诏书说：“朕听说天之道，祸从怨而起，福由德而兴，百官的过失，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的责任推给臣下，是显扬了朕的失德，朕很不赞成。应予废除！”
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当处以肉刑，被逮捕拘压在长安诏狱。他的小女儿缇萦向皇帝上书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罪，按法律应判处肉刑。我感到悲痛伤心的是，死人不能复生，受刑者残肢不能再接，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官婢，以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使他得以改过自新。”
文帝很怜悯和同情缇萦的孝心，五月，下诏书说：“《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主，是爱护百姓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加以教育就处以刑罚，有的人想改变行为向善，也无路可走了，朕很怜惜！肉刑的残酷，以至于切断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肉，使人终生无法生育，这是多么残酷和不合道德！难道这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惩罚去代替它；此外，应规定犯罪的人各依据罪名的轻重，只要不从服刑的地方潜逃，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以释放他。制定出有关的法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这样的法律条文：“原来应判处髡刑的，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原来应判处黥髡刑的，改作钳为城旦、钳为城旦舂；原来应判处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原来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原来崐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之后先去官府自首的，官吏因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应判处笞刑的，全都改为公开斩首。罪犯已被判处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后赦免。”文帝下达批准文书：“同意。”
这一时期，文帝自身谦逊自守，而将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诫，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风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乐于自已的生业，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风俗归于笃实厚道，禁制法网宽松，有犯罪嫌疑的，从宽发落，所以，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六月，文帝下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比农业更为重要。现在那些辛苦勤劳的农民，还要缴纳租税，这样做，使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没有区别，说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不完备，应当免除农田的租税！”
文帝乘辇车经过中郎的官府，问郎署长冯唐说：“您老人家原籍是何处？”冯唐回答说：“我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居代国。”文帝说：“我在代国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称赞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贤能，讲述他与秦兵大战于钜鹿城下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吃饭，心思没有不在钜鹿的时候。老人家您知道吗？”冯唐回答说：“李齐还不如廉颇、李牧为将带兵的本领大。”文帝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谦颇、李牧那样的人做将军！有了这样的将军，我难道还担忧匈奴的入侵吗！”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
文帝大怒，起身返回宫中，过了许久，召见冯唐，责备说：“您为什么要当众侮辱我，难道没有适当的机会吗！”冯唐谢罪说：“我是个乡鄙之人，不懂得忌讳。”文帝正在担忧匈奴的入侵问题，于是终于再问冯唐说：“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和李牧呢？”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明君派遣将军出征时，跪着推将军的车辆前行，而且说：‘国门之内的事，由我来决定；国门以外的事情，请将军裁决。’一切军功、封爵、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回国后再奏报君主。这并不是虚假的传言。我的祖父说：李牧为赵国将军，驻守边境时，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收得的税收，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不必向朝廷请示批准。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他率领着精选出来的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名善于骑射的骑兵，十万训练有素的将士，所以能够在北方驱逐匈奴，击败东胡，消灭澹林，在西方抑制了强大的秦国，在南方抵御了韩国和魏国；在那个时候，赵国几乎成为一个霸主之国。后来，恰 逢赵王赵迁继位，他听信郭开的谗言，终于诛杀李牧，命令颜聚代替李牧而统兵；正因为如此，赵国军队溃败，将士逃散，被秦军消灭。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郡守时，把军中交易市场所得的税收全都用来犒劳士卒，还用自已的官俸钱，每五天宰杀一头牛，自已宴请宾客、军吏和幕僚属官，因此，匈奴远避，不敢接近云中边塞。匈奴曾经入侵云中郡一次，魏尚率领车骑部队出击，杀了很多匈奴人。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从田间出来参军从征，怎能知道‘尺籍’‘伍符’之类的军令军规！整日拼死战斗，斩敌首级，捕获俘虏，在向幕府呈报战果军功时，只要一个字有出入，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员，就引用军法来惩治他们，他们应得到的赏赐就被取消了；而那些官吏所奉行的法令却必须执行。我认为陛下的赏赐太轻，而惩罚却太重。而且云中郡守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判罚他做一年的刑徒。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啊！”文帝高兴地接受了冯唐的批评。当天，就令冯唐持皇帝信节去赦免魏尚，重新任命魏尚做云中郡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春季，文帝诏令扩大祭祀的场所，增加祭祀所用的玉和币帛，并且说：“朕听说祠官在祭祀的祈福祷告中，都将福归于朕个人，而没有为百姓祈福，朕对此很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享神灵的福荫，而百姓们却不能分享，这是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
这一年，河间王刘辟强去世。
当初，丞相张苍认为汉朝得“五行”中的水德。鲁国人公孙臣认为汉朝当属土德，与土德相应，应该出现黄龙；张苍认为公孙臣说的不对，不采纳崐他的观点。
前十五年（丙子，公元前165年）
春季，成纪县出现了黄龙。文帝召见公孙臣，任命他为博士，与其他学者论证汉得土德的观点，草拟改换历法和改变服色的方案。张苍从此自动黜退。
夏季，四月，文帝第一次亲自前往雍地，对五帝庙行郊祭之礼，并且宣布大赦天下。
九月，文帝下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皇帝亲自策问考试。太子家令晁错的对策为高等，文帝提升他为中大夫。晁错又上书文帝，谈论应该削减诸侯王的实力以及应该改的法令，上书共计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却对他的才能另眼相看。
这一年，齐王刘则、河间王刘福去世，都无子，封国被废除。
赵国人新垣平自称善于“望气”，得以进见文帝。他说长安东北有神，结成五彩之气。于是文帝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
前十六年（丁丑，公元前164年)
夏季，四月，文帝在渭阳五帝庙郊祭五帝。这时，文帝宠贵新垣平，封为上大夫，赏赐黄金累计一千斤；文帝还让博士、诸生杂采《六经》中的记载，汇集成《王制》，谋划议论巡狩、封禅等事。又在长门亭的道北设立了五帝坛。
文帝把淮南王刘喜再次封为城阳王。又把齐国分立为六国。丙寅（十七日），文帝封立齐悼惠王在世的六个儿子为王：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川王，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刘为胶西王，侯刘辟光为济南王。文帝封立淮南厉王在世的三个儿子为王：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
秋季，九月，新垣平指使人携带玉杯到皇宫门前上书，献宝给文帝。新垣平对文帝说：“宫门前有一股宝玉之气移来。”过了一会，前去查看，果然有人来献玉杯，杯上刻有“人主延寿”四字。新垣平又说：“我算出今天太阳将再次出现在中天。”过了一会儿，太阳向东退行，再次到达中天。于是，决定把文帝在位的第十七年改称为元年，并特许天下人聚会痛饮，以示庆贺。新垣平说：“周朝的大鼎沉没在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口，与泗水相连通，我看东北正对着汾阴有金宝之气，估计周鼎可能会出世吧！它的征兆已经出现了，如果不去迎接，周鼎是不会来的。”这个时候，文帝派人在汾阴修庙，南面靠崐近黄河，想要通过祭祀求得周鼎出世。
后元年（戊寅，公元前163年）
冬季，十月，有人向文帝上书，检举新垣平“所说的一切都是诈骗”，文帝命令司法官员审查，最后，新垣平被诛灭三族。从此之后，文帝对于改变历法、服色及祭祀鬼神的事，也就疏怠了，立于渭阳、长门的五帝庙，隶属于祠官管理，由祠官按照季节时令祭祀，文帝自己不再去了。
春季，三月，孝惠帝的张皇后去世。
文帝下诏说：“近来连续几年歉收，又有旱涝和疾病的灾害，朕十分担忧。朕愚蠢而不聪明，不知道出现这些灾害的祸根是什么：或许是朕治国有失误、行为有过错吗？是天道不顺，或者是不得地利，人事多有失和，没有供奉鬼神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是废弃了百官的奉养，所兴办的无用之事太多了吗？为什么百姓缺乏粮食充饥呢？估计土地没有比以前减少，而统计百姓的人口也没有比以前增加，按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来计算，现在比古代还要多；但百姓的粮食却严重缺乏，造成这种失误的根源在哪里？莫非是由于百姓之中从事工商末业而损害农耕本业的人多，造酒大量耗费了粮食，六畜吃得太多了吗？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我不知道哪个是最主要的，可以由丞相、列侯、二千石官员、博士共同议论这个问题，有能够帮助百姓的意见，可按照各自的思路，去做深远的探讨，无所隐瞒地全都告诉我！”
后五年（壬午，公元前159年）
春季，正月，文帝前往陇西郡；三月，文帝前往雍县；秋季，七月，文帝前往代国。
后六年（癸未，公元前158年）
冬季，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上郡，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杀害和掳掠了很多军民，报警的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城。朝廷 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崐将军，率军屯守飞狐；任命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守句注；命将军张武屯守北地郡；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细柳；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霸上；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棘门，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犒劳军队，到达驻扎霸上和棘门的军营时，文帝一行人直接驰马进入营垒，将军和他的部属都骑着马迎送文帝出入。接着文帝到达细柳的军营，只见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执锋利的武器，张满弓弩。文帝的先导队伍到达，不能进入军营。先导说：“天子马上就到了！”把守军门的都尉说：“将军命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文帝来到，也不能进入军营。于是文帝便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朕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达军令说：“打开军营大门。”守卫军营大门的军官向皇帝的车马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在军营内不许策马奔跑。”文帝一行人便拉着马缰绳缓慢地前进。来军营中，周亚夫手执兵器对着文帝拱手作揖说：“身上穿着盔甲的武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文帝被打动了，面容变得庄重肃穆，手扶车前的横木，向军营将士致意，并派人向周亚夫表示谦意，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完成了劳军的仪式后离去。走出营门，群臣都表示惊讶。文帝说：“唉！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呢！前面所经过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如同儿戏罢了，那些将军很容易受到袭击而被人俘虏。至于周亚夫，谁能冒犯他呢！”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很久。过了一个多月，汉军到达边境，匈奴远远地离开了边界，汉军也就撤回来了。于是，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夏季，四月，大旱，出现蝗灾。文帝下令：诸侯封国停止向朝廷进贡；取消禁止百姓进入山林川泽的命令；减少御用衣服、车马等诸项开销；裁减专为皇帝服务的郎官人数；打开官府仓库救济百姓；允许百姓出卖爵位。
后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
夏季，六月，己亥（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文帝留下的遗诏说：“朕听说，天下万物萌生，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是万物的自然规则，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现在这个时代，世人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为了厚葬而破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德行，没有帮助百姓，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悼，经历寒暑变化那么久，使民众父子悲哀，老人伤感，减少了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是加重了朕的失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朕获得了保护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托身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依赖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运，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出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在高庙奉养高帝，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令到以后，哭吊三天，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亲戚中应当参加丧事穿丧服哭吊的，都不要赤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粗；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盖丧布；不要调发百姓到宫中来哭吊；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哀哭十五次，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禁止擅自前来哭祭崐；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 亲戚，穿丧服十五天，‘小功’穿丧服十四天，‘纤服’穿丧服七天，然后脱下丧服。其他未在诏令中规定的问题，都要比照诏令的用意办理。此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清楚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乙巳（初七），文帝被安葬在霸陵。
文帝即位已来，历时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条例，就予以废止以利于民众。文帝曾想修建一个露台，召来工匠计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经常惧怕使它蒙羞，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不拖到地面；所用的帷帐都不刺绣花纹，以显示朴素，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修建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利用山陵形势，不另兴建高大的坟堆。吴王刘濞伪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反而赐给他几案手杖。群臣之中，袁盎等人的进谏言辞激烈而尖锐，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事情被觉察后，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使他们心中愧咎；他全力以德政去教化百姓。所以，国家安宁，百姓富裕，后世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丁未（初九），太子刘启即位称帝。尊奉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九月，在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这一年，长沙王吴著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当初，高祖很赏识长沙文王吴芮的贤德，给御史下达诏令：“长沙王吴芮忠于朝廷，应该写入令中，特封为王。”到孝惠帝、高后统治时期，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各自传国数代之后断绝。
汉景皇帝前元年（乙酉，公元前156年）
冬季，十月，丞相申屠嘉等大臣奏请：“功勋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圣德没有超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祖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宗庙。后世的天子，应该世世代代供奉太祖、太宗庙，各郡和各国诸侯都应该在当地为孝文皇帝修建太宗庙。”景帝下达批复：“可以。”
夏季，四月，乙卯（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到代国边塞，与匈奴和亲。
五月，朝廷恢复向百姓征收田税的一半，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当初，文帝废除肉刑，表面上有减轻刑罚之名，实际上却多杀了人；原判斩右脚的改死刑；原判斩左脚的改笞打五百下，原判割鼻的改笞打三百，这些人大多被打死。这一年，景帝下诏说：“增加笞打数与处死没有什么不同；即便侥幸而保住生命，也成了残废，无法维持生计。应制定法律：原定笞打五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三百下；原定笞打三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二百下。”
景帝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任命张欧为廷尉，任命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任命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周仁原来做过太子舍人，因为人廉洁谨慎而得到宠幸。张欧也曾经在太子宫中侍奉过景帝，他虽然研究刑名法律的学问，为人却很宽厚；景帝因此很器重他们，任用他们为九卿。张欧做官，未曾说过要审查别人，专门以诚厚长者居官用事；他的部属认为他是一位宽厚长者，也不敢太欺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