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中庸》
朱子认为读《四书》应“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从读《四书》之序上看，《大学》为“始”，《中庸》为“终”。从义理上看，《大学》阐述君子之学，君子之学为“金声也者，始条理也”；《中庸》发明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乃“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大学》与《中庸》立论的层次虽有所不同，但于义理上相互印证，且殊途而同归，两部经典又同出于《礼记》，相互参照着研读，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
孔子与子贡论学，曰：“予一以贯之”。孔子点拨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至圣孔子既以“一贯”说“学”，也以“一贯”论“道”。宗圣曾子作《大学》，述圣子思子作《中庸》，两部经典均可看做是对“一以贯之”所作的阐发引申。
《大学》偏于从致广大这个角度切入，发明大人之学之意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从格致诚正到修齐治平，其实是从“明明德”过渡到“明明德于天下”。格致诚正修为成己之学，齐治平为安人之学，但八个环节唯有一以贯之，才能成其大。从格物致知到修齐治平，此“学”本、末一贯，亦即“原始反终”，从而实现“学”之集大成。
《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至诚无息，不息则久”。本、末一贯，则可致广大；始、终无间，则能尽精微。《中庸》兼致广大与尽精微，但更偏于阐幽显微，一贯之道体现为“庸”、“时”与“久”。
阳明先生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学》之“平天下”或“明明德于天下”，即成就大人之学。致广大自然极高明，大人之学如从极高明处言则是“止于至善”。至者，极也，如《中庸》云：“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致广大则能尽精微，“学”如能达到“具体而微”，其境界如《中庸》云“率性之谓道”。《大学》曰“至善”，《中庸》云“至诚”。“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此心止于至善，即以至善尽其心，如《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二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从内外本末上区分“明明德”与“亲民”，从终始先后上分疏格致诚正与修齐治平，阐明了古人为学与修身之要，脉络清晰，次第分明。《大学》以三纲八目阐述学之义理，如朱子曰：“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欲…先…”，以及“…而后…”，这正体现“知所先后”。然而优点同时也是不足，《大学》对修身次第进行分疏，为后世学者指示了初学入德之门，但若不善于领会三纲八目之义理，又容易陷入支离决裂，使得内外人我不能一以贯之。对照《中庸》来研读《大学》，学者在明了三纲八目的脉络层次的同时，同时能内外贯通，把身、心、意、知、物打成一片。
《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义理精微，功夫简易直接。《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则能…”，正体现功夫之一贯。学者研读《中庸》，往往被“率性之谓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所吸引，而轻视“修道之谓教”“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好高骛远为后世学者之通病，如不沉潜为学笃实力行，只去悬空想个本体，就背离了孔子“下学而上达”的训诫。
《中庸》全篇33章贯穿着“率性”与“修道”两条主线，其中“诚者”、“至诚”与“生知安行”为率性之道，“诚之者”、“致曲”与“学知利行”为修道而学。如以《大学》为参照来研读《中庸》，就会明白《中庸》点出“率性”与“至诚”，与佛家鼓吹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截然不同。通过“学知利行”来领会“生知安行”，进而把率性境界落实在修道功夫上，可以避免沉空守寂。
其实，《中庸》区分“率性”与“修道”，不是要以“修道”功夫来反衬“率性”境界之高明。恰恰相反，《中庸》其实是要以“率性”为参照来阐述“修道”功夫。一方面，要把修心养性落到实处，杜绝凌空蹈虚。从始位上说功夫，则是“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从终位上说境界，则体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另一方面，以“率性”来领会“修道”，以“生知安行”来说“学知利行”，与孟子道性善之旨相同，要为学问之道立一个大本，防止后世学者“义袭而取之”。
三
《中庸》曰：“修道之谓教”；“自明诚，谓之教”。《中庸》所谓“教”，非《学记》教学相长之教，从义理上等价于《大学》所谓“学”。《中庸》23章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其次致曲”以下诸环节，相当于《大学》八条目由格物致知过渡到治国平天下。
《大学》八条目以“正心”为界限，格致诚在正心之前，为全其心体之功夫，修齐治平在正心之后，为从心体起用。《中庸》云“教”，似乎不涉及弘道事业，而只是修道功夫。对应《中庸》23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诚”为修道功夫，“诚则形”以下为弘道事业。
《大学》曰“诚意正心”，《中庸》曰“明善诚身”。两部经典都点出“诚”，子思却不说诚意而说诚身，倒不是有意与《大学》区别开，或是从文辞上避免重复。
《大学》所谓诚其意，“诚”作为功夫落在“意”上，意即心，“心”为修道功夫之归宿。诚意而复其心体，然后把“心”作为修身与弘道的起点，由正心而说修齐治平。
《大学》曰“正心”，《中庸》说“中”不说“正”，论“性”不论“心”，又因为“中”即“性”，故只单说一个“中”或“性”。且率性之谓道，大本之中即达道之和，修道与弘道也是合一的。
既然《大学》所谓“心”与《中庸》所谓“性”对应，而且《中庸》之修道功夫在率性境界之下，《中庸》就不宜不落在“意”上而言修道，故只说“自明诚”。弘道事业或直接从“诚”开出，而不是把“心”作为弘道的起点，故曰“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或把“诚”落在“身”上，以“诚身”为弘道的起点，由“顺乎亲”“信乎朋友”过渡到“获乎上”，进而实现“民可得而治矣”。
《中庸》全篇除了贯穿“率性”与“修道”两条主线以外，还有几处对“困知勉行”进行了阐述，更需要用心体会。
《中庸》20章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知安行为率性境界，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学知利行为修道功夫，孔门之学难以企及，学须反求诸己，但只有把自家心性初步立起来，才能向内自反。学者一旦能达到“学”之境界，则此心能“恒”。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学者慕道而学，如能做到困知勉行，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可见，孔子非常欣赏困知勉行的精神。《中庸》所谓困知勉行，如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则曰：“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既然学问之道的三个层次最后获得统一，那么，所谓“知之”只能取三者中境界最高的“生知”，而不可能是学知与困知。同理，“及其成功，一也”，所谓成功，只能是安而行之。但学者研读此段文字，更应该体会子思为什么要强调“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子思如此表达，用心良苦，目的是告诫后世学者：“生知安行”须从“学知利行”做起；“学知利行”须从“困知勉行”做起。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中庸》又从博学、审问等五个方面来阐述“困知勉行”，并指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12章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以匹夫匹妇之愚与不肖，却可以与知、能行，圣人却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同样是把阐述的重心落在“困知勉行”上，鼓励人们去“学”与“行”。为什么以夫妇之愚与不肖，却可以与知、能行？因为为仁由己，“道”就在自家心性中。《中庸》4章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愚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也，此是从现实性上论中庸之道难知难行。
四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而《中庸》不满足于“近道”，首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显然是针对《大学》“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句而发。后世学者研读《大学》《中庸》，又须注意从义理与文辞上体会两部经典之间的区别。
《大学》分殊出三纲八目来阐述“学”，既然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所以要区分一下身、心、意、知、物，在功夫论上则有格致诚正到修齐治平的先后次第。《中庸》合外内之道，本末一贯，终始无息。《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又曰：“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中庸》说得简略，《大学》之三纲八目，在《中庸》则一个“性”或“诚”字可了。
《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中庸》曰“成物，知也”，又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与“知”字在《大学》中义浅，《中庸》合心意知物而言“性”或“诚”，直接由“性”而言“知”，故此“知”不是修道功夫，而是弘道事业。《中庸》曰“成物”而不曰“格物”，格物为“始”，成物为“终”。所谓“不诚无物”，“诚”为“日新之谓盛德”，“物”乃“富有之谓大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涵摄在其中。
《大学》曰：“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者自成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诚”字通“性”与“中”，高于《大学》“诚意”之“诚”。《大学》曰“诚于中，形于外”，“中”与“外”相对，也可见“诚”字义浅。
《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诚意功夫只在于自慊于心，如孔子曰“夫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说得更高，不满足于自慊于心，而是要以至诚尽其性，“尽性”即孟子所谓“尽心知性”。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两部经典均点出“终始”，且“终”在“始”前。《大学》把“终”“始”落在“事”上，而《中庸》以“诚”贯通“终”“始”，“诚”为物之“终”，也是物之“始”。诚者，实也，真也，不区分“终始”，“诚”就体现不出生生不息之创生义而落入虚寂。但《中庸》又曰“至诚无息”，区分终、始又要实现终始不贰，唯有终始不贰，“诚”作为功夫才能入于精微。
《大学》曰：“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大学》区分内外人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大学》所谓絜矩之道即忠恕之道，如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庸》13章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子思站在一贯之道的高度而言“忠恕违道不远”，对于忠恕既予以肯定，又略嫌其不足。《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君子时中或时措之宜也，才是一贯之道。
《大学》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身有所恐惧、有所忧患，则心不得其正。《大学》落在“身”上而言忿懥、恐惧等情绪，把身不得其修归结为心不得其正，才是“知本”。而《中庸》首章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把戒慎恐惧落在不睹不闻上，其实是复性或慎独功夫，目的是实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大学》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后世学者均把“心不在焉”理解反了，错会了“修身在正其心”章义理。阳明先生曰：“正心只是诚意工夫里面，体当自家心体，常要鉴空衡平，这便是未发之中”。又曰：“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正是求其心之“正”从而全其心体。向内反求诸己，“体当自家心体，常要鉴空衡平”，故不见、不闻、不知其味。
有《大学》“正心”章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才有《中庸》首章之“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四章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不仅承接前文“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也指向《大学》“正心”章“食而不知其味”一句。《大学》要学者“食而不知其味”，此是正心功夫，孟子所谓“汤武反之”。而《中庸》却主张“知味”，“知味”即“知道”，此是“合外内之道也”的境界，孟子所谓“尧舜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