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国观”:西方60年的中国故事
世界的“中国观”:西方60年的中国故事
[ 2009-08-20 11:11 ]
http://www.chinadaily.com.cn/zgzx/60nian/2009-08/20/content_8592893.htm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
曾经,“中国”在世界眼中,是特立独行的“红色”大国;后来,“中国”这个词混杂了“廉价产品”、“方向未知的崛起者”,再后来,“中国”又与“利益攸关者”、“G2”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世界的“中国观”,经过了怎样的60年流变?
我们采访了几代海外中国人——世界对中国的观点最直接地投射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冷暖自知。
我们也考察了几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评断——尽管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总在纠结中,但是老布什、小布什,都热爱北京烤鸭。
我们还梳理了60年来海外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中国”前的定语,从“红色的”转变为“社会主义专政的”,而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是“乐观的”。
对中国的称呼,在西方记者笔下,60年来不断变换着颜色:比如“红色”、“蓝蚂蚁”,还有盛行百年并不时流行的“黄祸”,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国庆概括说:“上世纪80年代,外国记者到中国,会说,请带我去看大熊猫;90年代,他说,请带我去看不同政见者;到了21世纪,他会说,请带我去商务部。”
世界的“中国观”:西方60年的中国故事
2月1日,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来自广东的演员在2米高的梅花桩上表演舞狮。
“蓝蚂蚁”
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
1956年底,第一个到“红色中国”的北美记者、美联社的兰卡什尔在游历8000公里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的预见性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写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事实上,之前一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已经在报道中写道: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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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的观点显然在西方更有市场,“蓝蚂蚁”成为此后中国二十多年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美国,自1949年起,媒体不断制造的话题是“红色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但是,当真正的三年大饥荒发生时,西方媒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包括极少数有幸获得中国签证的西方记者。
1949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原则之一,原先驻中国的西方媒体记者纷纷撤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
因为与周恩来的交情,1956年,路透社记者漆德卫成为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一个常驻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外国记者。“那时候,我走在大街上,经常有小孩子叫我苏联叔叔,而我总是要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告诉他们,我是英国人。”他说。
这个西方记者的写作显然与众不同。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漆德卫写过《第一百零一朵花》,评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事件。
当年因此作品被打成“右派”的27岁作家王蒙后来追忆:“漆德卫的题目起得很巧也很损,意为你要搞百花齐放,但现在出现的是一百零一朵花,不在你所允许的百朵之内。”
1956年6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大学教育,而漆德卫则注意到,宿舍墙上更大的口号“一切无视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很少有人注意这个警告。1958年,漆德卫离开中国的时候,王蒙被送到京郊劳改。漆德卫已经意识到反右的危险,而他没想到的是,此后发生的“文革”在他的西方同行眼中,却依然“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乌托邦”与“另一个世界”
“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
——《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
1966年初,法国《十字架报》报道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全中国都处在一种严守道德的气氛下。那里不再有纵欲放荡的娱乐场所,不再有引人堕落的因素”。
当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1937年第一次到上海时,那里交通拥挤的情况可比纽约,但1955年他再访上海,觉得“小汽车的绝迹表示中国在新政权下倒退了一大步”,而1971年,他第6次到上海,写道,“这一次我相信我抓到了问题的实质: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落后,而是拒绝。”
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没有广告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资本,更重要的是,没有色情和酒鬼。罗伯特·吉兰一个月后到香港,才能衡量两个世界的巨大区别:一边对于性极度持重,另一边则任由色情泛滥。
“在这一经过共产主义消毒的城市中,另一个世界正在形成。”罗伯特·吉兰写道。
不止浪漫的法国人如此,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到达的大批美国记者们,似乎也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事实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最有经验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无所知,没有新闻报道。”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说。
那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约翰·罗德里克报道的乒乓外交正在轰动世界。他说,“尼克松将看到的中国,贫穷,但有志气;纯洁,但无产阶级化;它满怀豪迈的民族感情。”
在罗德里克眼中,红色中国最大的成就在于,“他们竟把七亿多中国人养活了”,而另一个巨大成就是,“街道洁净如洗,苍蝇几乎绝迹,没有污泥、垃圾、纸碎,连人的本身也显然干净整洁。”他认为,尼克松可能请教周恩来如何解决吸毒问题。
罗德里惊讶于1971年的中国人能达到的罕见的一致。“每一个人都似一部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发挥着人们看不见的、微小的作用,使大机器顺利地运转。”
“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的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芝加哥每日新闻》副经理戴德蒙说。他的文章在《纽约时报》上连载。他试图说服读者,以下发现并非意识形态因素,而完全是“中国人民的魅力”所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显著的;中国人吃得很好;农田耕作得很细;住房有了很大的改善;工资是低的,但是物价也低;有存款的工人多得惊人,以及平等的社会保障。
《华尔街日报》记者也看到“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
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境界。《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认为,中国最明显的特征是朝气。“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
外国人还参观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拔·基特利写道,“在山西省,只有0.7%的党员由于腐化、蜕变,而被清除或劝退——很难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整肃。”
就连“蓝蚂蚁”也有了另一番解释。《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写道,“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出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比较,他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学者周宁发现,正是尼克松访华,将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推向高峰。“当时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没有人还愿意听巴克利重复的1950年代邪恶中国的陈词滥调。”
“批判”与“新开端”
“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
——《时代》周刊
1970年代初到中国的外国记者迅速增多,他们几乎都相信“文革”在1969年已经结束。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
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中国的美好神话突然破灭。在中国,至高无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坛。
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列举了阶级斗争互相揭发和批判的残酷性。
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学者周宁研究发现,自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从经济角度,“三年自然灾害”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
西方人怀疑过去所看到的一切。三个曾赞美过“文革”的法国人,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单位——加以批判,“成千上万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体系。它组织人民的工作,它为员工分房,决定每一个人的食品供应、婚姻与迁移”。
“文革”之后,外国记者们回来了——这次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对中国友好的西方记者。1983年,当《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
而实际上,1978年之后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包括一个个“单位”功能的瓦解。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位摄影师在珠江边,拍下了晨练的老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拳的照片。他感到,“新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后来成为《时代》周刊的驻京摄影记者。“中国人把一个巨大的包袱放下来。”他说。在大连理工学院,一个滑冰的学生展开双臂,从毛主席像身边掠过,把它甩到身后。“如果当时我没感觉中国在变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两张照片里,“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生改变。
当记者们被一辆代表国宾待遇的丰田车拉到一个叫深圳的小渔村,中国官员说,那里将建立起吸收外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
“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记者轻蔑地看着那块泥泞地,很怀疑它是不是中国的未来。许多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在开玩笑。”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刘美远曾回忆说。但短短几年,封闭了30年的中国人所释放出来的能量,震惊了世界。
外国记者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事物,一夜之间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两度成为《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
“崛起”与“进步”
世界的“中国观”:西方60年的中国故事
华人在埃菲尔铁塔下舞狮庆祝奥运火炬传递来源:《钱江晚报》
“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前《纽约客》记者海斯勒
1993年,纪思道在自己的专栏中提出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霸权的观点,而引发西方“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他的一个经典观点是,“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
一个日本吧,有12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
中国似乎只剩下政治新闻。1994年,林洸耀到路透社北京分社任职。“当时无论什么媒体,均对其它话题不感兴趣,几乎唯一的新闻就是人权。”
有10架次大陆航班被劫持到台湾,而《纽约时报》报道中,劫机犯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士。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期间,3100多境外记者最关注的,不是妇女们的发言,而是场外几个“藏独”抗议者的活动。
1999年,北京学生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抗议美军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而许多西方媒体却联想到清末义和团民围攻使馆事件:“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上周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
所以,在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林洸耀看来,当1997年江泽民访美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才算实质性解除,而“中国故事”基调也开始转变。
2001年7月14日,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用嘲讽的语气报道:“这个国家将要举办‘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庆典’”。但是,时任《华盛顿邮报》驻京首席记者潘公凯感觉到,中国已经渐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并朝着改变的道路前进了。
他在《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前言中说,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的欢呼雀跃,与他1990年代初在北京学汉语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新千年似乎是个好兆头。“在达沃斯,中国是一个奇迹。自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明星。”法国《世界报》前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2005年出版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写道,“来自中国的计划部门、外贸部门和中央银行的几位技术专家专程从北京赶往该论坛,他们讲了许多套话,发布了一系列枯燥无味、却又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
2004年,即将访问英国的温家宝总理接受路透社专访。“回来之后我先发了一条只有50个单词的快讯,大意是‘温家宝说中国要加强宏观调控’,结果全球的股市、期货、石油市场全面下跌,以前中国领导人讲过很多次宏观调控,但是这是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林洸耀说,中国总理则开玩笑说,这是“温氏效应”。
不管如何,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成为现实。而当下,最热门的议题已经不是G8问题,而是中美形成G2的可能性。2005年,几乎所有欧美最知名的媒体纷赴中国,做专题报道,掀起“中国热”。
在美国,代表中国的,不再是毛或是邓,而是2米26的篮球明星姚明。他给美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人并不都是矮个子。但是,也有人把这个“小巨人”,看作“正在崛起的、令人不安的新中国的象征”。
西方媒体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人特别是充满希望的中产阶级身上。纪思道以《地震和希望》为题,描写了普通中国人(而不只是政府)正前往四川灾区救灾,富豪和农民、儿童都伸出援手。“那种由下而上的公共精神是公民的标志,而非臣民的标志。”
无论“威胁论者”,还是“崩溃论者”,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内部问题的追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潘文可能是最勤快的中国问题专栏作家,他一直在提醒,中国众多的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矛盾可能一触即发。
不过海斯勒也注意到,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当他们不再乐观时,中国恐怕会出现真正严重的政治危机,但那一天不会在短期内到来。“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文章部分材料参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周宁教授《世纪末的中国形象》,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