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悼念李敖

2005年李敖在北大演讲

2005年9月，李敖赴大陆开展“神州文化之旅”。不知道当时舆论如何，对我而言那是携天风海雨而来。那时我正念高三，整个年级的氛围已经变得紧张微妙，我是班里唯一偷偷关注此事的人。网络还未普及，更没有智能手机可用，消息来源竟只有《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依然能记得《参考消息》上一豆腐块文章在报道此事时强调李敖读书之多，用了“无人能望其项背”一语。

李敖在北大做演讲，我没法上网看视频，只能央求家里有电脑的同桌帮我把演讲文字稿打印出来，那份密密麻麻布满绿色文字（同桌家里的墨盒只剩下绿色）A4纸我不知读了多少遍。她看了现场视频，还给我模仿李敖在说出“这个人就是连战”之时的神态。直到一年多后才在大学的某次答题活动上看到视频的片段，被李敖真实的声音惊讶了好久。

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知道李敖这个人，大约是高一或高二时通过地摊上的盗版书了解了一二，反正到了高三毕业的暑假，我的桌上就已摊着盗版的《李敖有话说》和《北京法源寺》。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读到了卞毓方一篇描写李敖的散文《千山独行》。

上了大学，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阅读正版的李敖，文汇出版社的《胡适评传》《胡适语粹》《李敖语萃》常年借在宿舍，中国友谊出版社的四十册《李敖大全集》坐在图书馆里翻了很多遍。看得最多的是是李敖自传性的文字，如《大学札记》《李敖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之类，而其中看的最熟的就是年轻时的部分，因为这契合我当时的需求。李敖年轻岁月不可谓顺遂，多次陷入困顿境地。他在回忆录中用调侃的语气轻轻带过，实际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日后的坚韧和自律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学时的自我训练，这一点从《大学札记》中可见端倪。

好几年的时间里，李敖在我的心目中可谓是非常之大，大的不敢直视，大的无法模仿。但是这种偶像崇拜渐渐有了其他人选。

2010年9月1日，我研究生开学，李戡也是当日入学，恰好一位在学校做行政工作的老乡负责接待李戡。中午，老乡匆匆见我一面，说刚接待完李戡和他的母亲。当年跟随父亲来访大陆的小男孩已逐渐独立，而我也已逐渐不读李敖。

我依旧关注他的动向，关注他的新作，但是没有关注他的微博。对于《虚拟的十七岁》和《阳痿美国》我也不以为然，对于他的一些言论我也不完全认可。我知道这是英雄不甘于迟暮。

李敖从初中时期崇拜胡适，至死不渝，可是他至死没能看到北大用他的钱给胡适立铜像的那一天。

李敖对胡适的崇拜没有止步在崇拜，他一生都在亦步亦趋地模仿。

思想上模仿，年轻时以宣扬全盘西化、自由主义出道，而且终生不改。

学术上模仿，把考据做到了极致，连文集都叫《李敖文存》。

人格上模仿，对需要帮助者施以援手，当然与胡适不同，李敖都是高调行之。

政治上模仿，胡适曾被蒋介石提名为总统，李敖主动去竞选总统。

李敖的张狂莫如说是佯狂，是对虚伪的不耐烦，是对头脑空空者的不耐烦，是对智力见识都不如他的人的不耐烦。

李敖的前半生都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专制做斗争，他赖以成名，赖以为生。而到了90年代，大环境彻底改变，李敖的境况就有点尴尬了，虽然借助现代传媒可以影响更多人，但他斗争的对手未免都有点上不了台面了，甚至连“斗争”二字都用不上了。

所以说，李敖晚年是落寞的，学术不是他的志业，而且他的方法论也是落伍的，文学似乎也不是他的兴趣，他在小说上的创作浅尝辄止，文山会海的政治更非其所长，他其实想打开更大的局面，我猜他对“神州文化之旅”的意义抱有更大的期望，绝不仅仅是一场配合媒体的作秀，只是环境更为复杂，年已七十的他也就有心无力了。

批评他的人说他晚节不保，可是我觉得这是他年老之后转向温润，也可以说是他“模仿”了晚年强调容忍的胡适，即使这样，我敢说，他在北大的那场演讲是数十年以来大陆不曾有过的声音。

李敖还是幸运的，可谓是生逢其时，文人与现代传媒相得益彰，而专制政府终究还要顾忌一点舆论和法制，借用他第一任丈母娘的话来说：“国民党太宽大了，怎么把李敖给放出来了。”

李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说：“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他引用此句自况确实合适，不过我觉得梁启超的一句诗更为贴切：“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

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物了，十年之后应该还会想起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