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圣文化随笔:重温蔡元培
重温蔡元培 /鲁先圣
在我们今天的大学里,我们的哪一位大学校长,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学校“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吗?谁还能够理直气壮地抨击学生把大学作为“取得做官吏的资历”吗?
恰恰相反的是,现今我们的大学,做学问的倾向是越来越淡了,而追求晋身资格的“镀金”的取向则越演愈烈。无论办学者,还是家长,还是学生,大家都把上大学研究学问放在了九霄云外,而把就业、考公务员看的高于一切。
让我们看一组数字:《齐鲁晚报》报道:有国考之称的国家公务员招录公共科目笔试开考,本年度国考招录人数为20839人,报名确认参加笔试人数为111.7万人,比去年增加15%,“条件艰苦”的要求,并未浇灭报考的热情。国家机关招考计划和报名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比例,一些省份省级机关的招考计划和报考比例也达到了千比1甚至万比1,即使是偏远的县级机关招考,比例达到数百比1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面对这样的数字,重温当年治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精神,很有必要。他不仅仅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面旗帜,更应该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大学校长都照照自己。
蔡元培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其72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努力废除旧教育制度的人,并不是因为深受旧制度之害才对其深恶痛绝的,相反的是,他自己是旧制度的受益者,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成功者,他在27岁的年纪,就一路顺风,到达了封建科举的最高点了。
蔡元培家学渊源,有着极其深厚的私塾功底,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秋天,他参加乡试,一举考中举人,浙江省中举者共有155人,蔡元培名列第23名。21岁的年龄就踏上了科举制度的快车道。
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恩科会试,蔡元培接着在1890年春天进京赶考,又顺利考中贡生。考中贡生后,要经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蔡元培考中贡生后,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自量写得不好,主动要求留待下一科殿试再考,回家刻苦练习书法。
1892年春,蔡元培自我感觉可以了,赴京参加殿试,一举获二甲第34名,被选为庶吉士。
清制规定,选为庶吉士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优等者授翰林院编修,其余则授各地知县及其他官职。
1894年春,蔡元培赴京应散馆考试,又以优异成绩由庶吉士而授翰林院编修。至此,蔡元培在27岁时就到抵达了科举之路的巅峰,兴城笔飞弄的蔡家门上随即被挂上了红底金字的“翰林第”匾额。翰林的功名在科举时代是读书人的至高荣誉,“点翰林”之后,不仅很容易晋升高官,而且一般来说都可飞黄腾达。
在封建科举制度上的一路顺风,恰恰可以看出蔡元培27岁之前青少年时代付出的寒窗辛苦,他自然也深深了解科举制度的利弊。因此,当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涌起之时,他毅然站在了新潮流的一边,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他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科举”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包容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
蔡元培先生的话已经说过了近百年之久,但是,当我们今天重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先生当年看到的现象,不仅仅没有解决,而是更加严重了;当年先生要解决的问题,今天更加迫切了。
悬挂展览于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三楼的书法作品《大学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