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好文学观

秋翁翁

王小波对好的文学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反之则谓之文字垃圾，这大概源于他的狷狂，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讲，“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的，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这说的应该是文字的文学韵律。好的文字应该是故事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统一，“没有现代汉语的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按照王小波列出的标准那是文字噪音，这是一个比拟的说法，透露出王先生的客气。

我也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整个八十年代正值我的学生时期，我夜以继日地读着包含知青文学在内的各类文学作品。但那个时候的条件有限，读什么书很随机并不由我决定，在乡土社会里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所以读得很杂，很不系列。识字以后最早读过大开本的《西游记》，那是用一把铁丝窝成的玩具枪从邻家的孩子那里换回来的。一年夏天“过晌”（在汉江平原，人们把吃早饭叫着过早，把夏天吃午饭叫过晌。夏季过晌一般吃炒米茶、腌咸菜、拌凉菜。主食以馒头、烙发面饼为主。），在为家人抓腌蒜苗（一种腌菜，主料是新鲜蒜苗。）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本发黄的《红岩》。它被当成了腌菜坛子的盖子，我用一块砖头把它替换下来。书已经残缺了几页，我用牛皮纸抢救性地为它重新包了封皮。因其做坛盖久矣，纸已皱巴留下清晰的坛口印迹。我把它放在枕头下面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压平，当成珍宝一样来爱惜。后来又读了《杨家将》，《杨家将》也是十六开本的，我发现它的时候它破烂不堪正躺在姑姑家的竹椅上腐烂。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就去翻父亲的旧账簿，一麻袋一麻袋的账簿是个藏宝地，里面夹杂着许多六七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的报纸、成册的《毛选》、印着飞天形象的彩色印砚、马克思、列宁和朱德的黑白头像绢画，还有父亲异地查账出差带回来的大开本的《诗刊》杂志。找到它们，它们就变成了我的稀罕物，陪伴我度过年少的“耕读”时光。之后读到的书籍越来越多，这些书多数是从同学手里借来的，或是以物易物交换来的。读的时候要加班加点，夜晚没有电，点着煤油灯读到深夜。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父母起夜的时候帮我吹灭灯火，父母也忘记了那灯就要燃上一整晚。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睡得很不周正，而床头的灯早已是油尽灯枯。乡村的夜晚十分宁静，阅读时间变成了一个静谧的思维空间，书中鲜活的文字启迪了我丰富的想象力。《作家》、《啄木鸟》、《亚非拉中短篇小说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包括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的《一九八五年短篇小说选》，这些书籍让我很是欢喜，读得如醉如痴，爱不释卷。因为那时很多书籍是大开本的印张，这种书总是容易从中间先“折腰”。我找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已是伤痕累累，中间的伤口裂到只剩少量的书页还连着。读的时候要捧着读，生怕一不小心对它们的“伤口”造成更大的撕裂。那时读书的一个好处是很多那个年代的电影我都是早以放映之前知道大部分的情节，因为很多作品我已经读过，这种“自我感觉良好”鼓励我更用心地阅读。

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文艺百花齐放的年代，《歌曲》杂志也是那个时期我热衷收藏的刊物。上面刊登了许多词作家采风的作品，内容包含农家小院的有趣画面，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场景，山乡变迁的恢弘气象，主题鲜活跃然纸上，韵律十足富有生活的气息。与当下的创作氛围完全不同，那个时期的作家赋予生活更多的关注，内容较当下更真实更富感染力。现在想来，那些当初在《歌曲》杂志上刊载作品的作家中，很多人后来变得家喻户晓，像乔羽、谷建芬、雷蕾等，他们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的喜爱。我非常享受那个时代，那时的乡土几乎是一个文学的汪洋，除了文学刊物之外，还有小人书和广播评书，它们的故事性和文学性都很强，而且喜闻乐见，随手拈来。这些文学作品在我最初的人生里给了我不一样的体验，唤起我许多内心的愉悦，以至于埋下了爱写作的种子。但我读书缺乏记忆，读过就忘，所以我读得很快忘得也很快，除非作品的故事性特别强，读后勉强能转述一番。转述的时候很为难，那些内心体验到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只好把它们过滤掉仅把干巴巴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别人听得就很意兴索然，所以我也是个很不会讲故事的人。王小波的作品故事性都不是很强，按我的边读边忘的阅读习惯，读完作品讲的什么故事自然说不清，单纯地觉得好，那些文字自然流畅，娓娓道来，让人觉得很舒服。

我讲的旧时代专指在有网络写作以前，因为赞成王小波的观点，所以在和一些文学爱好者聊天的时候常会得罪人。有一次一个多年的朋友兴冲冲地向我推荐了一部网络小说，他希望我去看看。我就真的去网站读了免费的章节，回过头就在聊天框里回复他，说那个只能称作故事，那不是小说，没有文学的手法。因为聊天群里有很多人，很多人看见了我们之间的对话，那个朋友之后就不再理我了。因为我否定了他的推荐，仿佛也就是否定了他的眼光，眼光在专业人士眼里代表专业素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仅作就事论事，不涉及人身攻击，但我丧失了说明的机会，他不理我，我若去解释怕是越描越黑。

王小波羞于拿师承给自己脸上贴金，现在的“大家”都是要先报师承，人格高下立判。沈从文老先生离开我们至少有三十年了吧，在众多泰斗里面他的弟子最喜欢举他的牌子。哪怕那些弟子的胡子都白了，自我介绍之前总要先讲一句，我是沈先生的徒弟。连阋墙被逐出师门的弟子皆如是，就像《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尽管被逐出门墙但走到哪儿都不忘报玉虚门下的名号，因为那玩意儿真的管用。沈老是否泉下有知，他如今被当成了牌位，可是那些徒子徒孙们连块木头都不提供，来得真便宜。我倒是觉得他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不提师承未必显得他们的作品不好，也可能超过恩师呢。但是提了师承，读者先要想着去读师傅的书，有了师傅怎能显得出徒弟，师傅当然比徒弟高明。你说是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未见得他们的作品不好，文人气节上差了一些，有时候反倒让一些读者不想再读他们的作品。王小波在为《青铜时代》作序时嗟叹，“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如今依然如此，情况只有比王先生那时候更糟。现在是一个“顶流”的时代，流量可以买卖、可以炒作、还可以靠谩骂得来。有些作家争论的不是作品的好坏，而是热衷于炒作话题，有些话题和作品本身没有丝毫的关系。作家炒作私生活，搞文史的传死人的八卦，搅得乌烟瘴气。这还带来一个更糟的后果，“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我们一味地向读者推送文字垃圾同时就模糊了好作品的判断标准，读者不明就理，宴安鸩毒，受损害的不只有读者，还有整个汉语文学。

王小波还提到了孟子讲的无耻之耻，说他在文学上是一个有廉耻的人，这也是当下很多人所缺乏的。网上很多文字连基本语法都是错的，有些成语被曲解误用，但是没有人感觉到有所谓，没人肯为这些自责。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咬文嚼字和字斟句酌，讲的是在用字用词上的谨慎以及对待语法和文法上的精益求精。但这些与如今的风尚格格不入，为了便于阅读有些人随意断句，把一个长句子改短就说是诗，还有仅凭字面理解使用一个成语而不去弄清楚成语的本意。我们玷污了文字却并不在意，那些美丽的词句与当今的文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实用主义让这种趋势大大地加速，他们剥离了文字的文化承载功能，仅仅是为了在现代表达上的便利，而这无疑是捡芝麻丢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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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男，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除却那些争议内容和八卦人家隐私的无聊之语，我喜欢这样评价：王小波的作品幽默有趣，极富想象的张力，文字流畅富有韵律，故事铺陈如泉上落瀑，读后余音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