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终于等来的返城大潮（三）

在回城大潮中，那些散布于巴彦淖尔各个大队和生产队的知青，他们相对于兵团知青，就显得更为弱势，也更为灵活。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热情的递减，和各种问题的累积与反面影响，年轻人最初的热情在消退，看到一些和自己同时来的同乡或同学，不知走了何种门路，参军、上学、招工、病退，一个个悄无声息地都回城去了。剩下的人胸中的感触无许言表，自然是极其的郁闷和不畅快。人心浮动，归心如箭，于是各种消息在知青们的耳朵是传得飞快，能联系上的都开始了走串，上访，闹事，仍然安心于劳动的已经是少而又少了。有些人干脆溜回城里，把户口和一应手续全都撇之不要，管你政策如何？要求如何？有的失踪得杳无音讯。对于这种变化，各个生产队的领导和社员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飞来的鸽子终归是要飞走的，原来视知青为有文化的劳动者，以老师和贫下中农的责任心，进行的严格管理和一份呵护也就流于形式，浮于表面。这就为知青们创造了机会，使他们能以各种借口回城去寻关系找门路，钻政策的空子，无中生有地找理由。

在巴彦淖尔知青办所开的各种会议上，有一个经常性的内容，便是研究和通过原来安置下去的知识青年回城。而知青们今天一个明天两个，或者就一时有十多个申请和证明摆在了各地知青办的案桌上。知青办的领导早已看开了形势，能走得绝不拖后腿。不能走的，创造条件让其从已经沉淀下来的生活环境中清醒过来。实在说来，后期的下乡知青已经成了地方上的一大负累，这表现在安置经费和管理费用，以及各种各样的补助与扶贫款上。因为当时的情况处于：“不少场子的知青没油吃，没菜吃，有的连咸菜也吃不上，甚至于有的窝头里放咸盐就水吃。生活太差了，馋懒的年轻人开始偷鸡摸狗来改善生活。有些人借回家的机会，往来带吃的，做小锅饭。”“有很多的经费浪费，前面下乡，后面走人。”“扎根的数量不大，基本处于一年基本安心农村，二年静，三年动，铁心务农的是少而又少。大多是干一天算一天，能走也好，不能走也行，你说我听，你教我做，你推我动。”“已婚知青有了一两个孩子，尤其是知青之间结婚的，困难更大，住房、经济上和物资上无力解决。”从档案中可看出，后期关于贫困知青申请各种名堂的补助，几乎成了知青办另一项大难题。

国家在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的政策，也是处在一种比较矛盾的状态中，好些文件规定，还受左的思想影响，比如到了1978年的时候，中央还在一些文件和纪要中，对“知青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且强调，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对一般小城镇和县城的非农户口毕业生，不在范围。”这些文件远远脱离了实际情况，使下面的知青工作难以作为。当时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全盟的知青状况，巴彦淖尔盟知青办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普查和调研活动，统计数字和内容精确到了各个旗县、各个角落的知识青年名下。各种触目惊心的问题随着一份份汇报，呈现在巴彦淖尔盟知青办和盟委领导的工作会议上。盟内的知青工作重点“从侧重组织知青接受再教育，转到了着重发展经济，从城乡两个方面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就业，加大清理知青经费和办知青农场的工作”。此时的知青，原有的特殊身份充满了不断变动的政策和机遇，你不想被打扰都不成，这已经成了一项工作内容。让我们用两段来自文件中的话，概括这一段时间内巴彦淖尔知青大返城的问题。

197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三招二退一转插，北京政策宽，以困退12条和同性子女照顾同性家长为借口，招回了不少人。有些所谓病退的知青，回去以后工作很快就安排了。转插回去的，有的将户口和粮食手续装在口袋里，根本不到农村去，回京就给安排了。人称为口袋户口；天津在回城政策上执行的偏严，一度对病退的知青一律不收，造成该回去的也回不去。但天津定向招工指标，接收了很大一批知青回了城，明显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目标相违背；我区的二冶单位和包钢，他们派人带着名单下到各个旗县知青办来招工，提出的条件是不上单子不想要。名单中的人往往不经农民推荐就被招走了，有的夫妻知青一次全招走了。这些做法把人心搞乱了，骨干抽光了，集体拆散了。上面说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这根本不是支持人们扎根，而是‘拨根’。种种情况说明，在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要统筹安排，选留兼顾。再一点，政策要有连续性，不要前一个文件不允许，后一个文件又都通过了……。”

1979年的一份巴盟盟委领导的讲话稿中说：“对1972年以前下乡到我盟的老知识青年，各地要在1980年底基本安置完，力求在1981年上半年扫尾。对知识青年的安置，全盟下达了专项安排指标，专门招收老知青，而且优先招收那些还留在社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比较困难的老知青。至于生活好的可以暂缓一下。对安置后剩余的有劳动能力或基本有劳动能力的老知青，要逐人排队，因人制宜，根据特长，广开门路，在集体单位，社队企业，知青农场和农林牧场进行安排。要保证被安排的知青们有固定收入。对1973年后新下乡到巴彦淖尔的知青，争取在80、81两年内安置完。安置不完办户回城，先组织起来学习或做临时工。全盟限定6月底完成任务。对病残的知青本着国家负责到底的精神，由知青办将钱拨给民政部们，以后通过按月或按季给予补助的办法解决。”

从1964年始，巴彦淖尔先后接收北京，天津，呼市，包头等地知青共18943人，动员本地区内城镇下乡知青7063人，两项共计26000多人。到1978年的时候，当地还剩下9139名知青，这部分人中，本地知青占去多一半。到1979年统计时，短短的两年时间，全盟只剩余知青2122人。其中，北京219人，天津263人，呼市147人，包头187人，余下除个别其它盟市的外，主要还是本地区各旗县知青最多。此时还留在巴彦淖尔的下队知青，构成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京、津二地的多为65、66、67年下乡的老知青，集中地主要在临河、杭后、五原三个旗县里。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已成家立业，在村子里分了地盖了房，生儿育女过开了日子，十几年的劳动锻炼，已让他们无论从形象和语音，都很难找到外地知青的影子了。他们自己也安于这种生活，面对政策时，有些人只提了一些经济上的要求，有的把自己的儿女户口办回了“城市老家”，自己留在村里继续种地。

但知识青年就是知识青年，不管他和她如何转变，如何混迹在贫下中农中间，其特殊的身份是不能被遗忘掉的。当年，巴彦淖尔盟委领导有令，“与社员结婚的知识青年，各地要就地安排在教育和供销部门，亦工亦农的由所在单位安排。指标不够，劳动部门戴帽下达，就地招收。”“没有返城条件的72年下乡老知青，可采取自愿报名，知青办批准的方法，安排他们到农管局所属的国营农、牧、渔、林场，转为国家正式职工。”仅此两项，那些被家庭拖累住，同时被年龄所困扰，心灰意冷的留守知识青年，苦尽甘来，名正言顺地进了公家的部门，端上铁饭碗，挣上了月工资。到了这个时候，巴彦淖尔的知青工作，随着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而收了尾。1981年，各个旗县和盟知青办合并回当地的劳动人事局，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了历史，十来万人把他们的青春之梦永远地留在了巴彦淖尔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