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中的伦理

当年读中县干部的时候，老实说确实没忍住“人肉”冯博士，想去了解“中县”到底是哪里。这也许是种猎奇心，但是中县是不是我的老家呢？这是不懂社会学研究方法时，一种原始的反映。

从第一期作业，到第二期甚至到第三期中，我确实想围绕社区保护地这一主题，对于过去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反思。当然在田野营之前也是如此，在简书上围绕这一主题我大概发布了9篇文章，不过基本上是正面的。或者用论文写作的方法，对概念进行描述。

但是到了田野营，我更希望是负面的，如何去阐述工作中的问题，去对实际工作中的困惑进行“鞭尸”。

对于此次民族志的写作而言，我想过尽量去融合不同项目地点的背景，不同人物但是同一人物类型的信息，尽量抽离个体的问题。对于我优势而言，我的项目地点很多，甚至对于其他机构的项目地点也有所了解。但是这种融合依然也困难，所谓权力的关系，通常会在冲突过程中而显现，如果融合那就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冲突来拟代，那该如何构建？构建中造成的失真如何处理？

最终我放弃了尝试，为了完成作业的按时提交，用更为真实的信息来完成此次结果。于此同时，补充了地图、空间结构图、人物关系图作为我喜欢的阐述关系的角度去完善民族志的表达。

与此伴随的困难时如何展开讨论的问题，写作本身的目标就是要进行讨论，解读而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次作业其实伴随着两轮公开，一轮是作业成绩公布时，我转发给我们自己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田野营的同学;一轮是田野营公号的发布。前者其实是封闭圈子，我的确也嘱托了不要转发，但有趣的是并未形成讨论；后者是开放圈子，转发来自于我认识但不熟悉的人。唯一收到的反馈是“广西没有金丝猴呀”。

金丝猴恰恰是我的虚构，因为我一直在犹豫如何不让人变得像“阅读中县干部的我”一样。我一直在想去替代真实，换个名字等等。但是这我觉得这只是低级的手段。

我一直很忐忑到底应该如何去修饰？会造成不良影响吗？会被过度解读吗？我写的是否符合事实？我写的问题是否在被准确描述？我是否在逃避我的责任？也许按照伦理学要求，我该先去拿到知情同意书，那么该如何去拿？直接文章给知情人看？也许我该拒绝转发和发布的要求？

对于中县干部而言，最后到底因为这篇博士论文产生了影响了吗？好像在六年后，对于这篇论文的讨论已经悄无声息。时至今日，仅仅是在讨论学术伦理问题时，再会把它拿出来。

但是确实困惑我的是，真实和虚构的边界在哪里？学术讨论和公众视野的边界在哪里？朋友圈的边界在哪里？

也许民族志从一开始作为殖民者的工具时，它天然的可以回避这个问题，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两个语言、地域不同的圈子；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圈又是个极小的半封闭圈子，非研究者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依然是两个领域；但是，对于NGO而言，它的传播到底是个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它的伦理边界在哪里？

也许对于我而言，写完之前的作业，并不是民族志练习的结束，而恰恰是开始。

另外补记，非常感谢另外一位非田野营同学和机构同事的朋友，真正收到作业最多的切实的建议是他，他是社会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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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http://mp.weixin.qq.com/s/zSnpO7AeKNVwruOyO7g3K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