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我出生于一个农户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后调入县城以后，从事小学教育，母亲是农民，后兼业食品生意。爷爷奶奶都是由我父母赡养，尽管我父亲有几个哥哥几个姐姐，但是父亲行七，是家中幺儿，哥哥姐姐们并不管事。从我记事起，我家里有一间瓦房，两间草房，耕地5亩，水田3分，自留地一亩。父亲在镇上教书，每个月工资29.5元，自己留下9.5元（有时候只留下五元），剩下的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母亲，奶奶大部分时间都在务农，当时觉得奶奶种的白菜个头很大，每天几乎都有菜可以卖，而我长到七八岁的时候，还帮着奶奶挑菜到集市上卖。猪是家里的存钱罐，母亲每天都要去打猪草，一方面是猪的吃食，另一方面是要拿来铺在圈里面，生产农家肥，而我能够帮忙的有时候是和母亲一起打猪草，有时候煮猪食。父亲调进城以后，喂猪的任务基本上就是父亲的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流行猪饲料，各种菜帮子切吧切吧，与猪饲料以及自家生产的玉米面搅拌在一起，也不用煮，猪也爱吃。四到六个月就可以出槽，猪贩子会挨家挨户的来收，议价的过程也充满了智慧。猪贩子会拿出各种条件，比如是不是喂熟食，猪的干净程度等等来压价，而母亲和奶奶也不含糊，知道了这些，当猪贩子快来的日子，就为猪上几顿“美食”，同时打扫猪圈也勤一点。虽然猪贩子会把猪肢解了零售，但是他们购买的时候，是不用过秤的，一则麻烦，二来猪贩子觉得这样他们也许能够有一种心理预期，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或者狡诈）买到便宜的猪，但是养猪的却有信息优势，因为花了多少钱，他们心理都有一本账的，所以，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养猪者自己是不算自己的劳动成本的，也许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劳动力市场，使得差别劳动是不算钱的，以至于他们在包产到户以后，依然以这种逻辑在忽略自己的劳动力成本，或者就是作为剩余劳动力，机会成本实在是可以忽略的，现在想想，也许那个时候，养猪的家庭忽略了的劳动力价值也正好是猪贩子赚取的超额利润所在，这从当时的屠夫家庭往往经济条件都还可以，并且伙食往往比一般家庭都要好一些可以看出。家里虽然养猪，但是我们却很少吃到猪肉，年猪也是在1998年经济状况好转了以后才有的事情，吃肉的频率大概就是一周一次，其他时候家里的主要伙食就是包谷饭，大米饭以及火锅。火锅是最简单的，只要有一勺猪油，一个蘸水，和地里的菜就可以准备好一家人的吃食，母亲上街卖菜，算计着过日子，要保证家里的柴米油盐，在这个基础上，才是考虑奢侈性的消费，比如猪肉，或者县政府旁边的油炸盒子粑。再后来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就要考虑修房子了，草房，瓦房实在是过于简陋，下雨天还需要拿一个盆子在屋里接漏，放晴了根据漏点爬到屋顶上翻瓦，而平房能够解决这个漏水问题，在村里已经有一两家盖了平房。一旦决定盖房子，就需要整合各种资源以最低的成本完成房屋的修建，小舅和一个姓唐的叔叔就成为了家中主要的帮手，几乎是从头干到尾，挖坑，屋基，砌墙，粉刷，门窗，水电，而父母不会这些泥水，能够做的就是服务好，包括每天的伙食，购买原材料，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完善的市场可以买到各种木材，于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在家里会出现一些“怪叔叔”，这些叔叔会把一些相对笔直的木材运送到我们家，而母亲则把准备好零碎的钱给他。沙是需要购买的，通过货比三家，挑选了最便宜的供货方，即便于此，由于得知离家大约一两公里的地方可以免费挖沙，父亲和母亲还是挑着挑子，就去了，而贵州是不缺石头的，所以，一旦得空，他们就会到田间地脚，或者上山开采，这种节约真的让现在的人难以想象，而我们家的平方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一层建好了，约100平方，父母思量着赡养老人以及孩子在长大，肯定还需要建第二层的，因此一楼楼顶的钢筋都露，没有收头，然而，建房子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尤其是在没有多少现金收入的情况下，举债在所难免，于是第一层建好了，虽然有心建第二层，但是实际开始却在几年之后，因为父母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来还债。

务农是辛苦的，但是包产到户以后，父母还是非常高兴的，毕竟相对于集体时期劳作一年，只能得到区区几十斤粮食，现在堆在家里的粮食竟然多的可以让老鼠在里面繁衍生息了，竹制的谷仓与成人差不多高，谷物放进去，老鼠却在底部打了洞，苞米收回来以后，撕开包衣，扭成一提一提的，放在空余的房间中，成了老鼠的天堂。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趣事就是捉老鼠，有时候一晚上可以捉到十多只，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不知轻重的老鼠探头探脑的进来，我们视而不见，一旦老鼠们进入伏击圈，我们就站起来，快速的冲向老鼠，不明就里的老鼠慌了神，顺着墙根跑，十有八九会钻入我们设计的圈套高筒的雨靴中，可能老鼠满以为安全了，我们冲过去踩住了鞋口，防止老鼠钻出来，然后迅速用手把鞋口捏紧，估计老鼠所在的位置猛踩，两三脚下去，老鼠已经奄奄一息，倒出来排在地上计算战绩。所以电视没有怎么看到，老鼠倒是捉了一堆，仿佛电视是为了放给老鼠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