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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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在这段写手生涯里面，我很久没写过爱情故事了，所以我很笃定地说，我和顾南的故事，也不会是一个爱情故事。

我不喜欢风花雪月，对我而言那只是个成语。我过了那个年纪，也写不出少女喜欢的言情故事。

曾经，我答应过顾南，有一天要把我和他的故事写下来，哪怕这个故事很长，我也似乎没办法遗忘。就像西北漫天的黄沙一样，我努力在脑海中种下植被来防止洪涝，我也努力让这个故事，不要成为一个爱情故事。

在很久之前，有人跟我说过，故事里面，大多都要有情感。但在我坐着6号车往返于公寓和商场，在川流不息的人潮里略显孤独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故事，是不会有什么情感了。

那是二零零三年，南方非典横行。

顾南说，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

但直到现在，我也只是个十八线写手。

由此可以看出，顾南说的话是不靠谱的。就像他说他门前那棵银杏树能结果一样，说的时候满是笃定，直到因为风水砍了树，我也没见得那棵树结出白果。

其实大多数人也不过如此，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有些人说不会走，最后还是走了，就连我也没能逃出这个例外。

我一直说，这不是个爱情故事。但其实，我和顾南之间，最多的交集也就是感情了。

真是担心，如果不小心写成了爱情故事，可不能算作是我念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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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三年初春，我开始自学数学。

倚在6号车的车窗上，路途不算颠簸，女人的香水味和男人的烟味混杂在一起，因为急刹车而猛然抓住把手的售票员的劣质丝袜被撕裂，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跟人通着电话，表情狼狈。从城郊小区到西关书店的路程算远，不过只收七块，6号车上各人有各人的苦痛，悲欢也尽不相通。

归途恓惶，我抱着怀里的笔记本和黑色碳素笔，把纱巾塞到脖颈里面，在拥挤的人潮里面塞下车，然后狠狠吸气。

那时城里大商场还没几个，唯一看书不花钱的书店只有那里。

路过一片儿童游乐区，到一楼，再到三楼。

我中专毕业，因为是女孩子，再加上家里穷，就没报考大学。听说理科比文科简单，但是数学太难，所以只能从头开始慢慢来。

那天，我刚好学到中学的一个课题，名叫“数据的离散程度”。

由于打小还是文科比较擅长，在笔记本上抄课题的时候，想到的不是那些曲线和数字，而是两个个体之间的聚散离合，从图纸上所看出的也是所谓的伤心只对梨花。

那天我刚过完28岁生日，在反射推拿挂图旁边倚着墙看书。

那时的我已经是个能靠写文赚钱的写手了，学一会儿数学，也会找出以前最喜欢的古龙的小说来看。

那不是故事的起点，而是故事的终点。我向来不愿意从故事的开始来叙述，因为我不希望开始的希望而导致结尾的失望。

自学数学，这便是一个很好的结尾。

故事要从一九八八年开始，那年，我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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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夏，大约是九月份时候，我升入初中。

那时的中学没有生物课，偶尔体育课时候外面下雨，英语老师会给我们讲一讲睾丸的睾字怎么写，精子和卵子有什么区别。

那时的历史课不用考试，历史老师和语文老师是同一个人，当然，也是班主任。

在栅栏之内，有三间房子，分别是三个年级。在死板教条的嘟囔声和课后偶尔的玩乐之中，我正式开始了中学生活。

那时同桌的男孩子是从大城市里转来的，住在我家房后的二层房子里，气质文弱，衣着也干净，白净也招人喜欢。

他的名字，叫做顾南。

那时村子里大多都是张姓，男娃从“益”字辈，就像我弟弟叫做益生，表弟叫做益华一样。我几乎没见过其他姓氏的同龄人，也没听说过“顾”这个姓氏。

我个子矮，模样不算出挑，但五官倒是端正，脸蛋也白净，和那些冬天用套袖抹鼻涕夏天用铅笔抓虱子的姑娘也算是有点区别。

所以顾南跟我说，他刚来农村，有不懂的就来问我。

顾南的铅笔和我的铅笔有很大区别。他的铅笔总是削的恰到好处，笔尖很锐，写起来也好看。而我的铅笔总是凹凹凸凸，写出来都是一片模糊，有时候手抹过去，就能沾上一手的铅。

“张月梅，你怎么这么笨啊。”

顾南说我。

“张月梅，你的铅笔被狗啃过吗？”

顾南又说我。

慢慢熟络以后，顾南就负责帮我削铅笔。他说，削铅笔就像削苹果，只不过刀子大小不同。

有人问过我，顾南是个怎样的人，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从外表来看，与我们这些人确实不同，骨子里有种高傲，但是性子却比较平易近人，和普通男孩子差不多。

我问过他，不会嫌弃农村的环境比不上大城市吗。

他说，他喜欢山南水北，喜欢流水人家。

这是我和顾南第一次相识，在厚重乡村里泥土味道之中，揉杂了诡谲的气息，使那些不可能的东西，那些陈旧杂乱的东西，都通通从土地里生长，生长成一开始我们所期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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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十月份，刚好是夏秋两季换季的时候，算不上热，也不能说冷。于是我们便没了理由去公共澡堂，也没了理由用糖精和水放到冰柜里冻成冰棒。

那时家里没有电视，闲的时候，也不过上树下河，脾性好的姑娘也就跳跳皮筋，男娃也不过摸些河蚌打打扑克。

但顾南的娱乐方式，和我们的不一样。那时，爷爷会下象棋，但从不教给我，后来有一次和顾南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经常下象棋，也很喜欢象棋。

“马走日，象走田，兵卒不退，将帅不出格。”

顾南在草稿纸上画出几个方格，用铅笔勾出楚河汉界，他说，中学的科目简单，以后上课的时候，也可以教给我。

于是在没有风扇的简陋教室里，我们把金庸的小说藏进桌膛，从家里的墙上撕下来带着港星的八九月份的旧挂历，在背面用铅笔木尺一笔一划做出个棋盘来。

“顾南，你会这么多东西啊？”我问他。

“还好吧，以前在市中心的时候，也捞不着玩这些。”

我问他说，你们城里人，都会这么多东西吗。

他说，虽然会的不少，但是不自由。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该知道我们之间的隔阂和区别，也应该知道，丑小鸭之所以会变成白天鹅，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天鹅的孩子，而灰姑娘之所以会嫁给王子，也是因为她的父亲本就是高官。

那时我不懂，后来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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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时候，教室里有了火炉。

顾南跟我说，化雪要比下雪冷，因为雪花会融化，会在空中沉浮上升，把冷气全部裹在人的身体上，所以等到化雪的时候，就不要在室外待着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顾南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好像只和我说话，对别人也只是冷淡，可能是因为我是他同桌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我和他一样都属于较为内向的那一类。

就如同在寒冷的冬夜里，两个无依无靠并且衣着稀少的旅人，互相拥抱取暖，直至成为整体。

那时很小，心智算不上成熟，总是把精子和镜子搞混，总是把睾丸念成狗丸。后来有了初潮，也知道了孩子不是捡来的。胸前逐渐酸胀的感觉和日益成长的躯体也告诉我，年岁到了，寒假过后的春季，也该万物复苏了。

那年是一九八九年，顾南对我说，要不我们一直在一起吧，不分开的那种。

我说好。

要一直一直不分开。

后来升了年级，我数学一直不好，便带着数学课本和演草纸，偷偷把顾南约出来让他给我讲那些正比例反比例的函数，还有所谓的数据离散。

那年我吃到了桑葚，但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水果的名字，只知道那是个好东西，虽然会搞得满手都是。

那是顾南带给我的。

那年我吃到了山东摔面，是顾南的奶奶连早做的。吃惯了饼子馒头的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摔面。

那时我就明白了，顾南这个名字，该是很重要的了。

顾南，顾南，我反复念着，却不曾明白这两个字冥冥之中所暗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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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早恋很快分手的情侣不同，我和顾南的恋情一直维持到中考前。

中考前一个周的晚上，我和顾南跑到房后的猪圈旁边坐着。

我问顾南，他这个姓氏，是哪个地方的。

他说，他老家其实在南方，因为奶奶年纪大了，才搬过来陪她几年。

我跟他说，这个姓氏，一定能起出很好听的名字。

“你觉得，如果以后我们有了孩子，叫什么名字好？”

他突然问我，我一下子脸红起来。

我没回答，反问他觉得什么好。

他说，最好起一个男女都适合的名字。

“顾张含怎么样？你的姓加上我的姓，然后再加一个包含的含。”

他说，好，以后生了孩子，就叫这个名字。

那座记忆里的建筑逐渐垒成高楼，在一块块砖头的缝隙里有着水泥的痕迹。我试着去看那是不是石头的伪装，但后来我发现，我虽能看见，但确确实实没办法触碰到。甚至如同风沙，一触即化。

中考考完以后，顾南去了济南读高中，我因为家里没钱，只能读中专。为了离顾南近一点，我一个人带着行李去了泉城。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们逐渐开始长大，从一开始捡支铅笔都要谦让的彬彬有礼，变成了现在风里来雨里去都要一起的两个人。

我跟顾南说，以后大哥大联系啊。

他说，有空就来找我。

于是在陌生的城市里面，通过尚不成熟的网线电线，我和顾南艰难却也幸福地维持着这段感情。

偶尔有过争吵和夜里的痛哭，但最后总会和这段感情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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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里顾南一直保持优秀的成绩，尤其是数学这些理科的东西学的很好。我正好相反，对数学几乎一窍不通。

每次我们见面，不是那种牵牵手拥个抱，而是找个桌子椅子拿起数学课本就一顿疯狂做题。

“你想考大学吗？”顾南问我。

“以后攒钱，自己考吧。”我说。

他说，那我等你。

我说好。

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感情非常坚固，从13岁到19岁，一共六年。

但可能，我以为的，终究只是我以为的。

顾南高中毕业之后，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了他的母亲。那年是1996，我没学历，没姿色，家境也不富裕。

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只要我们两个是真心的，那些都不算什么。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城市里的富贵人家，没办法和一个农村的姑娘结婚生子。

顾南说，他想办法。

我仍然说好。

顾南说，他会努力。

我还是说好。

直到顾南跟我说，他母亲给他介绍了一个学校校长的女儿，这件事，应该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我问他，还记得1988吗。

他说，记得，一直记得。

我问他会忘吗。

他说他都会记得。

于是那之后我和顾南一拍两散再没回头，到结尾却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

以后的数学，我都是一个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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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我自学数学。

倚在6号车的车窗上，路途不算颠簸，女人的香水味和男人的烟味混杂在一起，因为急刹车而猛然抓住把手的售票员的劣质丝袜被撕裂，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跟人通着电话，表情狼狈。从城郊小区到西关书店的路程算远，不过只收七块，6号车上各人有各人的苦痛，悲欢也尽不相通。

那年我二十八，自己考上了大学。

在南方的一所二本学校，我坐着火车到了学校报道。

下车的时候，我背着背包，头发稍微烫过，带些卷，衣服是新的，涂了口红。

我尽可能使自己融入在这不熟悉的环境之中，心里那座不可触及的建筑物也渐渐被拆除。

后来大约过了几个月，我在校门口遇到了一个吃着棒棒糖的男孩子，大约五岁左右，模样可爱。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回家呀？

他吧唧一下嘴，含糊吐出“顾张含”三个字。

我有些失神，他又跟我说，张开的张，包含的含。

“姐姐我走啦，要去找妈妈啦。”

我摸摸他的头，笑了笑说，去吧。

我看着那个孩子欢快地跑远，左手的塑料袋里还装着一盒紫色的桑葚。

我目送那个背影越来越小，看了看手上的数学资料，走进了学校里。

好像，也想去买点桑葚吃了，顺便去那家面馆，点一碗摔面吧。

本故事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