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3月读书笔记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唐 李欣
1月（5本）
《小说课》（毕飞宇，kindle）
我想说，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里，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同质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异质的部分更多。
我还想说，即使在今天，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
毕飞宇说今天的作家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从另一种角度看倒像是自夸，平心而论，今天的作家在故事情节和语言文字上都离鲁迅十万八千里，认识不到这点，思想性更是奢谈。当下的国内有些作家，名气很大，真把书拿来看下，有时难免受到惊吓。更多的时候，开头翻了几页，就开始担心接着读下去会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果断把书抛掉。
那我们就没书可读了吗？在《小说课》里，毕飞宇回答到：“阅读是必须的，但我不想读太多的书，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年头的书太多。读得快，忘得更快，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旧书，也就是文学史上所公认的那些经典。那些书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有句老话说，经典就是人人讨论而并没有读过的书。说来惭愧，我倒现在都还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和福楼拜，所以在今年的读书计划中也给自己下了这方面的任务，趁年轻多读经典名著，以便以后可以重读。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村上龙，kindle）
在马克·科兰斯基的《1968：撞击世界之年》有提到，1968年，美国大学生吸食大麻的可能要比今天的吸烟更为普通。大家普遍相信——甚至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是这个想法——政府的反毒品执法机构是一个镇压工具，而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毒品将被合法化。
前段时间看新闻说，从2018年1月1日开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将“娱乐用（recreational use）”大麻全面合法化。这意味着加州任意一位年满21周岁的成年人，都可以种植、购买或者服用大麻（制品）。
由于我们国家对“毒品”的严加管制，关于毒品的知识更多是通过美国、香港的犯罪电影和国内当年几部经典的缉毒电视剧获得的。小说里关于毒品的印象最深的是以前看《故事会》，有个故事讲一男子整天在家抽大烟，不想住在楼上那户养了很多蛇，烟味儿顺着往楼上飘把蛇也熏上瘾了。最后终于有天蛇的毒瘾太大，趁着男子在家抽大烟的时候，一群蛇顺着窗户下来把男子给吃了个精光。这个故事虽想着恐怖，但确实能起到禁毒宣传的效果。至于蛇会不会对毒品上瘾倒也无关紧要了。
村上龙的这本《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刚开始以为只是写70年代部分沉迷毒品、滥交的年轻人，小说从头到尾人物都没有清醒过，只是一步步走向深渊，弥漫着彻头彻尾的绝望。直到后来看了相关文字介绍，才知道小说想要是表达的是对压抑病态社会和驻日美军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抗议。里面有段重点描写主人公吸毒过量后产生的幻觉，让没有吸毒体验的读者也能读出那种无限近似吸毒的体验，很是精彩。之前读过村上龙的《69》，他的另一本有名的作品是《男人都是消耗品》。
《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零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郑鸿生，kindle）
此后不只台大哲学系本身换掉了一大半人，武功全废，成了主要是教导“人生修养”的道场，台湾大学也不再能找到自由精神与进步意识的凝聚，等于说它作为前卫思想的领导地位被成功地阉割掉，以后出生的台大学生也就少有当年的理想性格了。
读这本书之前有过犹豫，一来这本书很厚，读完要花一定的时间；二来陌生的政治历史背景夹杂着各种私人的回忆，怕是很难感同身受。不过硬着头皮读下来，发现虽然每代人的生长环境不同，但青年人身上所共有的理想信念和不安分的情绪都是相通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迫。或许青年人本身就自带反抗属性。学生时代对学校体制的抵触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近期连续爆出的事件也不过为这种怀疑和抵触增添了几个例子而已。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回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如果每个人的青春能够像于右任先生在诗里描绘的那样就好了。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奥尔罕·帕慕克
“当我的书2003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以后，年轻的一代常常问我，帕慕克先生，我们很喜欢你写的书，可我们并没有那种悲伤的感受，我们不觉得它是黑白之城，我们很享受这里的生活，爱这座城市。他们的观点也对。但那是他们的伊斯坦布尔，我写的是属于我的伊斯坦布尔。我所关注的是一个城市是否有其核心价值，就如同生活在城中的人，首先要学会谦逊，不要对生活索取过多。不要只想着富有、成功或是荣耀。要追求内在，去追求精神的富有，而不是口袋里的金钱。这也是当代土耳其的某种‘呼愁’。”
帕慕克的这本书读完后我专门写了一篇书评，详见链接： “呼愁”——一座城市的“集体无意识” |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 简书 这里就不赘述了。再简单提一下，“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帕慕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这种忧伤局限于个人的情感体验，而是上升为一种伊斯坦布尔人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突出表现就是“呼愁（huzn）”。按照帕慕克的说法，“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kindle）
我们不应该追求平衡是因为奇迹不会在中间点上发生，奇迹只有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才会发生。可是追求极致必定会带来真刀真枪的挑战，我们当然明白成功总在平衡之外，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失衡的人生。
工作生活中遇到过于焦虑的时候，也会找来这种所谓的成功学方法论畅销书，不知道其他人何如，反正对我是完全没有效果，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花时间看这种东西了。前段时间看有篇关于特朗普的报道，说是特朗普出过好几本讲述个人如何赢得财富的畅销书，其实都是请作家代写的。后来给特朗普当抢手的那个作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这些内容大多都是瞎编乱造，他为自己写过这样的作品感到羞耻。就像在网络节目《圆桌派》里说的那样，很多成功人士都标榜自己的成功来自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却很少谈运气，仿佛他的成功任何人都可以复制。
2月（4本）
《国王的人马》（罗伯特·佩恩·沃伦，上海译文）
我说，“要是找不出问题怎么办？”
头儿说，“总是有些东西的。”
我说，“也许法官没有劣迹。”
他说，“人是罪恶的结晶，在血污中诞生。人的一生从臭尿布开始，以臭尸衣告终。总有些问题。”
《国王的人马》入选了兰登书屋评出的“二十世纪最佳一百本小说”，2006年由肖恩·潘、裘德·洛、凯特·温斯莱特共同主演的电影《国王班底》即改编于这部小说，值得一看。我之前写了书评：更为深刻的问题——读《国王的人马》 - 简书 这里也不再多说。
《读书》2018年第一期
作为学术圈的人，《读书》杂志可能是我们唯一有兴趣去阅读的CSSCI刊物了。但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素养，一般读者枉论看懂，即使能都有勇气翻完全书也算是很不容易了。杂志无疑是对读者学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严格的要求。就拿2018年第一期来说，文章涵盖“朱熹与古音”、“美国右翼”、“凯恩斯主义”、“中国现代文学史创新写作”到“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等，内容涉及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足以吓退大多数读者。作为一本面向学术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杂志，杂志的定位显然不在于年轻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随手翻一翻，看上几页，读给十年后的自己。
《茶与茶器》静清和
现在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方便了，一部手机就是一本随时可供查询的百科全书，以致于人们越来越懒于思考，丢弃书本，以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查手机”。书籍白纸黑字的权威性被消解，宁可去相信网上无根无据的虚假碎片信息。这些年关于茶的常识传播就是一个重灾区，背后的原因也不外乎商业利益的驱使。这两年由于痴迷喝茶，我也曾怀着忐忑的心情购买了一些关于茶的各种书籍，有的徒有其表，有的东拼西凑，当然也有比较满意与信赖的书籍与作者，茶人静清和算是其中一位。静清和的茶书有三个优点，一是注重历史典籍，多引经据典，再加上大量的诗词章句，读来涨知识；二是具备做茶饮茶的专业知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填补了茶农与品鉴者的鸿沟；三是对当下茶文化误区与陋习的质疑和批评，没有人云亦云地糊弄读者，这也是我最为看重的一点。
静清和的这本新书《茶与茶器》延续了他以往作品的优点。虽然我觉得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对脱胎于中式茶器的国外茶器总结起来也会很有意思，但本书还是为我们梳理了茶器的脉络，驱除了一些知识上的误区。比如我通过道听途说，以为一把紫砂壶只能泡一种茶，在此书中作者就专门作了说明，认为一把烧结到位的紫砂，壶体致密度高，不应吸附茶的香气。如果一把紫砂壶不能冲泡两种以上的茶类，恰恰说明烧结温度低，壶体结构疏松。这样的紫砂壶不但不适合泡茶，还会影响人的健康。像这样的例子和观点，书里还有很多。
《历史学的境界》（高华，kindle）
现在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一样，已不是一种较为单纯的“智性”活动，它是和某种计划性的生产、“体制”的安排相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一种“知识、权力和利益”三边互动行为。这在本质上已和学术研究的原意大相径庭了，出现了“行政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追求“行政化”的趋势，大学的行政化，董健教授称之为“失魂的大学”。于是就出现了三个现象：一个叫“功利”，一个叫“缺乏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一个叫“无所谓”。
我对有些东西不是特别敏感，虽然在微博上经常看到许多人谈到高华教授，但一直没有来得及了解。说来忏愧，直到看完这本书再去查高华教授的资料，才知道高老师已于2011年离世，非常失敬。他的那本《*********：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很有名，也受到了很多批判。我对中国近现代史了解不多，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对于历史跟人的关系，还是有点体会。比如来成都后逛人民公园，看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开始对川军有一些了解。后来有天无意中读到华西都市报关于川军抗战足迹的系列报道，了解到1945年发生在自己家乡的抗日保卫战中，有1600多名川军将士经过13个昼夜的，击毙1000多名日军，最终牺牲在我的家乡，再也没回到四川。而这段历史我之前并不知道，但当我了解到以后，每次再路过人民公园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感情是跟原来不一样的。说到这里，又想起那首《五月的鲜花》，开头是这样唱的：“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3月（7本）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人民文学出版社，kindle）
《巴黎评论》：对想当作家的人来说，你认为最好的智力训练是什么？
海明威：我说，他应该去上吊，因为他发现要写好真是无法想象地困难。此后他应该毫不留情地删节，在他的余生里逼着自己尽可能地写好。至少他可以从上吊的故事开始。
……
《巴黎评论》：你目前的名气对于你是否有什么显著不利的地方？
纳博科夫：有名的是《洛丽塔》，不是我。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再默默无闻不过的小说家，有着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发音的名字。
阅读《巴黎评论作家访谈》这种书，对读者既是一种满足又是一种挑战，你既能读到心爱作家自然亲切的谈话，又要面对必须承认自己还没读过有些知名作家作品的尴尬。比如这本《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里，我得承认自己到现在还没读过约翰·厄普代克、君特·格拉斯、保罗·奥斯特、翁贝托·埃科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有些放在我的购物车收藏夹很久了，我在等什么呢？也许是下一次的打折，也许期待好一点的版本，或者也许我根本就不打算读。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作家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这本书里不能给你提供额外的帮助。
《三国演义》（罗贯中，kindle）
樊稠去赶韩遂，看看赶上，相近陈仓，韩遂勒马向樊稠曰：“吾与公乃同乡之人，今日何太无情？”樊稠也勒住马答道：“上命不可违反！”韩遂曰：“吾此来亦为国家耳，公何相逼之甚也？”樊稠听罢，拔转马头，收兵回寨，让韩遂去了。
演员吴秀波去年拍的电视剧《军师联盟》再次引发了三国这个大IP，不得不感叹三国浑身都是宝，仅仅把魏国这些军师拉出来就可以搭很大一台戏。杨升庵在《临江仙》开头两句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想当年曹魏鼎盛时期谋士有郭嘉、荀彧、贾诩、程昱、荀攸、刘晔一干人等，到后来司马家族掌权，好像也就剩下刘晔了。
战争年代，人命如草芥，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每回看《三国演义》总是感慨樊稠放走韩遂这段，到底是老实人，想想韩遂所言在理过他，回去就给人揭发谋害了。同样的事情后来也发生在关羽身上。关羽失了荆州，在偃城对上徐晃。两人之前有旧，关羽有意请徐晃看着旧情上放过一马，没想到徐晃没按套路出牌，比樊稠多说了一句——“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说罢挥舞大斧直取关羽，逼得关羽败走麦城。此役过后，徐晃被封平南将军，对比樊稠遭遇难免让人唏嘘。
《飞行家》（双雪涛，kindle）
双雪涛的名字我是2018年1月份才知道的，那两天媒体都在报道他凭借新书《飞行家》获得年度青年作家，手头上刚好有电子书的资源，就找来看了。看完第一篇《跷跷板》只觉得有那么点意思，紧接着看《光明堂》就觉得这人了不得了，他找到了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这样的作家必然要成功的。所以接着往后翻，《飞行家》、《北方化为乌有》以东北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两篇都相当完美，相反具有明显模仿村上春树痕迹的《刺杀小说家》离开前面的背景，显得空洞飘浮没有了根基。
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是他的特点。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不加引号不分行，故事读起来流畅，这样方式称之为“自由直接话语”。有统计说我国作家发表的小说有80%都使用这种“自由直接话语”方式。但要真正用好这样的写作方式也不是那么容易，记得毕飞宇在《小说课》里就单独举了海明威的一篇小说专门做了论述。在《飞行家》里，经常会出现你一句我一句的大段的短对话，很生活很日常，不矫揉造作，这个就厉害了。反观现在的有些小说影视作品，里面没一个人物会正常说话的。看他的书腰封上写他具有“冷峭遒劲质朴的文笔”，我觉得反而把他的这种“简单”写的复杂了，显得画蛇添足了。倒不如那句“迟来的大师”夸得好，真正的大师都简单，越是没水平的人才喜欢把东西弄得复杂。
《在切瑟尔海滩上》（伊恩·麦克尤恩，kindle）
在爱德华与佛洛伦斯之间，没有什么事情是仓促发生的。任何重要的进展，任何默许他多看到一点，多抚摸一点的表示，都只能是循序渐进的。十月的某天，他第一次看见她赤裸的乳房，直到很久以后的那一天——十二月十九日，他才能碰到他们。次年二月，他亲吻了乳房，却没亲吻到乳头，直到五月份，他才用嘴唇轻轻蹭了蹭乳头。
5月18日，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切瑟尔海滩上》就要在美国上映了，不知道内地什么时候能看到。我对麦克尤恩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他的名气太大，有必要了解一下。之前读过他的《阿姆斯特丹》，加上这本《在切瑟尔海滩上》，对于他的那种“黑色喜剧”并不觉得有多高明。看麦克尤恩的作品很容易让人失望，不是因为结局往往不符合多数读者“happyending”的期望，而是因为他恰恰写出了事情本身带给人的失望情绪，所以读完后只能让读者面临无语的境地，心里只想说：“好嘛，事情是这样，这下你总算满意了吧”。
《1989—1994文学回忆录》（上册）（木心，kindle）
我最讨厌跟风，所以很多当年的畅销书我一般不会买，也很少读，过段时间放凉了再拿出来读。这好比喝茶，很多人追新茶，要得是那第一口鲜，却不知新茶往往火气大，不放置一段时间就拿来喝反而过于刺激肠胃，容易引起茶醉。读书也是一样，一本新书出来为了有市场，方法无外乎这个夸完那个夸，人人都说好好好，忽悠了一大批单纯冲动的读者。就像木心的这套文学回忆录，当年文艺青年恨不得人手一本，过了几年评论家又出来说木心是被高估的文学大师，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这本《1989—1994文学回忆录》买的是盗版，加上又是很零零碎碎的内容，我是拿来上厕所看的。全书500多页，我每天平均又只上一次厕所，因而前前后后看完花了两个月。我并不觉得把此书当作厕所读物是对木心的不敬，通过看他的文字，说不定他还会为我这种方式拍手叫好。木心才气大，口气也很大，每段文字最后免不了对经典名著、文学名家指指点点发一通议论，让我想到他仿佛在像司马迁那样在个文学写史记，这种雄心想必他是有的。
《老味道》（汪曾祺，kindle）
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
最高指示：
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对于很多吃货们来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吃。汪曾祺的这本《老味道》在开头就说：活着多好啊。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啊。
要说文人写美食就是跟一般的吃货不一样。像汪曾祺这种有文化有知识有文笔的作家是一种，还有一种算是文人写美食的异端了，比如贾平凹。西安有一道美食叫葫芦头，说是最早发源与唐朝，当时人们“取猪大肠头那一段，就是大肠与小肠相连接处约1尺长的肥肠，其形粗大状如葫 芦，肥而不腻，故称葫芦头”。结果有次贾平凹请外地的朋友吃葫芦头泡馍，贾平凹问大家：“你们知道葫芦头是什么吗？”朋友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贾平凹就自问自答：“葫芦头就是猪痔疮！”结果这件事就流传开来，贾平凹也遭到西安本地美食家的声讨，实属美食界的异端。
《老味道》这本书虽然是写吃，写旧时的味道，但也是通过饮食口味的变化反应生活的变迁，离不开生活。而然生活的滋味不总是那么合乎我们的胃口，所以汪曾祺也会在书里写：名贵的东西，已经成了走门子行贿的手段。买的人不吃，吃的人不买。而这些受贿者又只吃而不懂吃，瞎吃一通，或懂吃又不会写。于是，作家就只能写豆腐。
《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何乃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乃英写一本关于夏目漱石生平的著述。夏目漱石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我曾在读完《路边草》之后在一条微博中写道：“夏目漱石关于个人心理描写，较于川端康成两性情爱的描写，更使人易于理解和接受。他将（自己）生活中的苦闷煎熬写给我们看，读完不觉痛苦，反而解脱坦然，温润痛苦焦躁的内心。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曾真正摆脱苦闷，却不像川端的”我的眼泪又簌簌地流了下来”。再看现在，川端之后，连这种流泪的也少了”。
夏目漱石只活了不到50岁，他的生平除了小时候养子的那段经历稍显复杂，成年后的教书授课、结实正冈子规、前往英国留学和回国后东大任教，再到加入朝日新闻社，陆续出版作品，最后到晚年的修善庙大病，基本可以概括他的一生。如果说非要从中选一个重大事件，应该还得是他辞去东京大学教职加入朝日新闻社。在当时一般人的眼里，大学教授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小说家却要卑贱的多。但漱石并不觉得离开大学加入报社那么不可思议。他在《入社辞》一文中曾说：“报社若是买卖，大学也是买卖。如果不为赚钱的话，也就没有必要争当教授和博士，没有必要请求提高工资，没有必要做敕命官吧。如同报纸是买卖一样，大学也是买卖。报纸若是下贱的买卖，大学也是下贱的买卖，只有私人营业与官办营业之别。”由此，漱石实现了多年来的心愿，辞去教职，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也就有了以后那些经典伟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