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之工分】

【童年记忆之工分】

有些历史应该被记住，它是一座不停自鸣的警钟，时时刻刻告诫来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任何让人饿肚子的理想和制度都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集体化运动，城市私有工商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农村则实行土地集体所有的公社化运动。公社化之后，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制。名义上是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和大队实质上是两级基层政权管理机构，并且实实在在的行使着党政职能，远远超越了资产所有者的职责，也弱化了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功能。只有生产队才是真正的资产所有者和生产组织者。生产队全体成员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利益共享。每个生产队成员（当年称人民公社社员，简称社员）。在生产队的贡献用工分来记录，工分是劳动成果分配的唯一依据。

工分由三大方面构成。一是劳动，二是给生活队贡献的物资(如农家肥料、种苗等)的折算，三是专项工作折算，如专职饲养生产队的牛或负责管理生产队的鱼塘等。工分绝大部分来自劳动。劳动工分怎么衡量和计算呢？一般情况下，生产队每年度会对每个社员的劳动能力进行一次评估，根据能力，分为主劳、副主劳、一般劳力等多个等级，然后厘定工分，主劳一个工作日工值定为10分，副主劳则8~9分，一般劳力7分，如此类推。红小兵在暑假农忙季节参加劳动，一天也可以挣到4~5分的工分。至于贡献物资的折算工分和承担特殊工作的工分，一般由生产队长评估后提出，生产队干部会议或社员大会确认即可。

当年生产队里设一个生产队长，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一个记分员，以及几个小组长，这些职位是生产队干部。我母亲刚嫁入到丘家时，当过生产队记分员。当时的生产队一年四季，除了三个大节日，即使在农闲的冬季，社员都可能要出工干活。生产队为了增收，冬天加种了小麦、烟叶、豌豆、包菜、萝卜、紫云英等冬季作物，土地原则上都不会闲置。每天早上和午后，生产队长便拿着广播筒在各小组的大门口大声呼喊，安排生产队社员的工作，通常这样喊："社员同志们，大家抓紧出工了，一组负责插秧，二组到湖洋田脱秧，谁谁谁去犁地，某某某到合作社买农药……"，逐一安排，如此而已。到了晚上，记分员便根据出勤情况登记工分，月底再对每个社员的出工情况和工分收入统计造表并张榜公布。正常季节里，一个主劳每天挣到10分，若遇到夏收夏种或秋收冬种的"双抢"特殊时期，工时长，可适当加工分，主劳每天加到15分，其它劳力如此类推。总体算下来，每个主劳一年可挣到大约3000多分，若每个家庭二个主劳计算，一个家庭每年可以挣7000分左右的工分。

工分的价值以生产队年终决算总收入除以总工分得出。平均下来，记忆里整个七十年代，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在每十分工分一角钱左右徘徊，亦即一个主劳干一天的活只值一角钱，总算下来一个家庭每年挣了六七十元钱价值的工分。注意，这个工分并不是社员可以拿到手的钱，而是用来抵扣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及鱼肉副食品，说穿了就是用工分换口粮，多出的部分才可以换成钱，相反，若有些家庭挣到的工分不足够抵扣口粮，则要掏钱买工分换口粮。总体而言，农民家庭之间非常平均，每年结算下来，正常的家庭几本上是工分换到了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以及节日分配的鱼肉等副食品。生产队是平均主义的典型，也是吃大锅饭的代称词。尽管社员同志们天天学习语录，斗私批修，思想觉悟还是无法提高，普遍的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下。社员们在田地里不停地劳作，面朝土地背朝天，辛辛苦苦，除去给国家做贡献的上缴物资和公粮外，生产队出售的农产品收入仅仅能够维持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等，年终结算下来生产队还是没有钱可分，连口粮也不够吃，每年夏粮收成之前的那二个月叫“荒月”，不少家庭没有米下锅。

那是不堪回首的年代。因为从生产队劳动中拿不到钱，农民只有把自己家里养的猪鸡鸭鹅及蔬菜等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卖，换点零钱，才能维持用于购买家庭必须的盐、煤油、布料等生活必须品。当年农村较少人买成衣，主要是买布料（客家人把买布料叫“剪布”）让农村土裁缝做衣服。我姐高中毕业后曾经学过一门手艺——裁缝，还帮邻居们做过不少衣服。在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思潮下，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每户的自留地很少，种养的数量也受限制，有些地方一家只能饲养三只鸭子，超过了就是资本主义，多养的鸡鸭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值得安慰的是，记忆中，我们家乡的大队干部似乎没有这么绝情，把握政策的尺度宽一些，有些家庭即使养了一大群鸡和鸭子也没事。由于当年家庭自产可交换的商品极少，加上政府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当年投机倒把是一条罪状，想搞点倒买倒卖的活动要冒很大的违法风险，市场极度不活跃，农民的经济来源极其有限，一年到头来，普通农民家庭可支配的年收入往往只有很可怜的三几十元，很多农民家庭甚至连买食盐买煤油的钱都拿不出来，为了省点煤油，连煤油灯的火都不敢调太大！

七十年代农民家庭的贫穷难以想象，与此相适应，农民对贫穷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强大到难以想象。穷则思变，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只好想尽千方百计去寻找出路。那时候农民赚点小钱真不易，记忆中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脑瓜子比较灵活的那些人就搞搞倒买倒卖的小生意，用自行车从福建武平县十方镇和象洞镇采购肉食和农产品到我们当地倒卖，赚点差价。此类人到了分田到户之后，都有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第一代的万元户。二是到村里集中收购一些农副产品，包括蔬菜木柴木炭等，用独轮车(我们称为鸡公车)运到县城交易。三是出卖体力。大约1973初，塔牌集团(前身是梅县地区文福水泥厂，现在是深圳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233)开始建厂，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抢着去打零工，每天干十个小时，自带干粮，工价每天一元钱！这可怜的一元钱居然是在家挣的工分的十倍！有活干就有希望，他们不嫌辛苦，兴高采烈的抢着干。现在回忆起当年为一元钱而流血流汗的情景，满腹辛酸。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建筑工地工价已经达每天四五百元了。

贫穷百事哀。很多农民娶不到媳妇，便选择背井离乡，女孩子则远嫁他乡。风起于青萍之末，小岗村那群衣衫褴褛的勇士，用十八颗鲜红的手印打破了集体所有制这个紧箍咒，通过分田到户，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产都大幅度提高，只过了短短的二年，我们那一带便基本解决了粮食的问题，“荒月”不再有了，工分成了历史。前天长安街游行的“希望田野”方阵及安徽彩车都突出展现了小岗村这场改革的带领者。私有制具有无比神奇的魔力，农村改革的成功，又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工商业改革，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之路，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此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对从1979年开始的整个改革过程，我记忆极其深刻，非常真实。八十年代，不仅经济蒸蒸日上，物质生活日益变好，而且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日益丰富了。国门打开之后，各种思想和观念涌进来，像甘霖，让久旱的心灵得到滋润，文化界和大学各种思想十分活跃，尤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达到空前的高涨，幸福感满满的。所以，1984年国庆节的长安街上，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同学说出了全国人民都想说的一句话——“小平您好”！分到了田的农民和拿到了营业执照的城市个体户用实践回答了财产个人所有与效率的关系，证明了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工分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产物，是特殊年代的一段痛苦记忆。因为那段贫穷的经历，我特别看不惯浪费，讨厌在自助的餐厅饭堂里浪费食物的现象。“割尾巴、求大公”并不能让农民饱肚子，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实现脱贫致富，而市场化和私有化做到了。“总是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使其变成天堂的努力！”多么深刻的领悟啊。工分年代的各种理想都被贫穷和饥饿的现实击碎。历史事实再一次敲醒了我们，“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但愿历史不再重演。

2019年10月3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