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扣扣案:法律不是用来泄愤的工具
“那年我也很喜欢炮爷出击。”
文丨一先生
2018年02月20日
曾经,我很喜欢看诸如“老王搞事”、“炮爷出击”这类视频。
视频里面的主人公凭借着自己手里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面对那些所谓的社会不公,他们仗义出手。
每每看到这些类似于侠客的行为,一阵阵快感就会涌上我的心头。
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如一股暖流瞬间注入人的血液里,让我感到满足。
就像近期的张扣扣案一样。
先说案件经过:
今年除夕夜,南郑区新集镇王坪村14组发生一起杀人案,致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抢救无效死亡。
行凶者既是张扣扣。
随着媒体的报道,张扣扣的行凶动机逐渐浮出水面。
22年前,张扣扣的母亲和上述案件的受害者发生口角,在随后争吵中,张扣扣的母亲被重器所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22年后的今天,张扣扣回到了当年的村寨里,他来复仇了。
案件的三名死者中,父亲年逾古稀,两个儿子正当壮年。
随后,张扣扣的发案动机也被描写成为母弑仇,侠之大义。
他们是这样说的:
“22年前,年幼的张扣扣母亲因宅基地纠纷被本村人多势众的父子四人欺负,被其中的三儿子用板凳打死,却得不到切实的公平正义。
张某隐忍在心,长大后入伍参加特种兵,练就一身本领退伍后杳无音信,直到2018年大年三十,血案发生。
张扣扣仅将父子三人杀死,其他妇孺一个没伤,一派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
看到这里,我又出现了当年对着电脑屏幕认认真真地看“老王出击”时的那种快感。
当法律并不能好好的帮我们发泄情绪,那么以暴制暴,就成了我们的心之所向。
可在当年的判案书里,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十九时许,汪秀萍(张扣扣的母亲)路过被告人王正军家门前时给王的二哥王富军脸上吐唾沫,引起争吵后被告人王正军闻讯赶到现场,也同汪秀萍争吵并撕打。
汪秀萍遂拿一节扁铁在被告人王正军的左额部及左脸部各打一下,王正军即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棒,致汪倒地后于当晚二十二时许汪秀萍死亡。”
归案后的王正军根据当时的刑罚以及还未年满18岁,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服刑期间因表现良好,减刑后,刑期总和为3年。
随后,案件被转化成江湖小说,为母报仇的文字迅速走进人们的心里。

在所有北上广都遭受着来自大都市的冷漠里,在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房价的社会里,在根本没有法治公平可言的落后农村里;
当大多数的公平正义并不能完完全全地泄下人们心头之痕时,当都市里的人与人之间并不足够的温暖时;
这时候,人们宁愿相信写手笔尖里擅自意淫的文字,宁愿相信一个又一个符合自己心里需求的社会舆论,也不愿相信司法,更不愿意等待漫长的来自审判的程序正义。
我们出现过三聚氰胺毒奶粉案。
毒奶粉使无数个家庭陷入恐慌之中,可是挑起维权大梁的郭利(某受害儿童的父亲),却在2010年1月,被法院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网络上,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我们的孩子能在半夜独自出门,我们能在节假日自驾去很远的地方旅行,我们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不用担心来自周围的犯罪威胁。
可是相对的,我们知道,只要的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并不能完好的保护到自己,春节酒店被强制消费的果盘,旅行消费遇到的霸王条款,无数没有侦破的盗窃案……
三聚氰胺的受害者也会变成一个诈骗犯。
于是,“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但执法者连最低的道德都没有,犯法又算什么”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我们热衷于以暴制暴,因为这种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能迅速使暴力被另一种打着正义的旗号的暴力迅速压制,它能以最快的速度,安抚好人们被撕裂开的伤口。
不然,谁愿意看“老王”“炮爷”他们带着一大堆人手持搬砖治理流氓呢?
可法律讲究的就是程序正义,一切犯罪人员在违背判刑前都称之为嫌疑人,在此之前,他所有拥有的权利与正常人无异,并且司法具有保密性和程序性。
从抓捕到提起诉讼再到定罪,这一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并且很多东西并不可以公布与众。
正是以上这几大特点,使正义姗姗来迟。
而简单粗暴的以暴制暴,就有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但这却是最可怕的。
我们所谓的以暴制暴,把张扣扣实施的灭门惨案归类于英雄情结,死得其所,更有甚者把其描述成:
“他报名参军是为忠,为母报仇是为孝,不杀无辜是为仁,投案自首是为义。”
还有大义凛然蔑视法律的:
“当社会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提到一个关于法治的观点:
“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我们喜欢以暴制暴,因为制暴的对象并不是我们本人。
是的,我承认,中国的法律并没有那么完善。
特别是在22年前。
我国出现过流氓罪,这个罪名荒唐到它的定义就是:凡是有碍观瞻的都可以冠之。
在计划经济年代,甚至还出现过“投机倒把罪”,如今我们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看到买空卖空、囤积居奇等商业行为觉得再正常不过。
可曾经,这是重罪。
说回张扣扣。
他的母亲被王正军故意伤害后导致死亡,是的,按照现在的刑罚,他有极大的可能被重判,哪怕他还未年满18周岁。
可是根据当时的刑罚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79年刑法中故意伤害罪是没有死刑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当时的刑法比现在轻。
现行刑法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是可以判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并且在当年案发时,张扣扣母亲也存有一定的过错,加之施害者的年龄原因,被判处7年的有期徒刑,其实正义已经实施。
法律是国家治国大器,其作用可以使社会长治久安,威慑潜在的犯罪可能。
假如仅仅凭着个人的喜怒哀乐,就对所谓的罪恶越过司法擅自实施惩罚,并且在一片附和声中还成了杀人者的自我光环,这和人治有何区别?
谁都知道建国门事件的田明建是因为部队的原因,蒙受巨大的委屈;
谁都知道于欢辱母案中的于欢是因为母亲受到了巨大侮辱;
我们也明白年幼丧母的张扣扣,是怎样的伤心和绝望。
但这都不能成为他提起屠刀的理由,在法律面前,犯罪就是犯罪,没有什么狭义恩仇。
假如这个社会提倡所谓的狭义,枉顾司法的尊严,人人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就选择犯罪,那么我就想问:
“是不是在建国门死伤的75名遇害者就是死得应该?是不是给于欢母亲放贷的人就是必须死?是不是张扣扣的杀人行为是一种高尚的艺术行为?”
—我最初当警察,因为我相信公义、相信法律,相信邪不能胜正,可是法律放走了郑晓东,他做尽坏事可以逍遥法外,我坚持正义落得一无所有。这个世界哪有公义?哪有天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继续当警察是为了什么?
—就因为郑晓东,你宁愿自暴自弃,你真的很蠢,法庭之所以放了郑晓东,是因为证据不够,要讲公义就要有证据,你为了这件事就放弃自己,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公义,根本不懂什么叫法律。
这是港剧《法证先锋》的一段经典对白。
法律从来都不是用来泄愤的工具。
它讲究证据,讲究审判,讲究程序,它把事件的公平正义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化。
不管张扣扣有何理由, 属于他的死刑就得判死刑。
假如从前的案件有问题,那就期待后期的报道。
那些附和着,把张扣扣这个杀人狂魔描写成复仇英雄的,我送你们一句话:
“有时候,成熟和幼稚,仅是一案之间。”
#再说两句#
任何一种改革都不能一蹴而就,司法也是如此。
在司法上,激进派的做法常喜欢就某个法律条文实施快速的改革,不管它的连带影响,只为达成自己脑海里最想要的那个结果。
而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一点点改变,他们习惯采用试点等保守的方法使改革进行下去,最后慢慢达到自己的目的,用时虽长,但照顾周全。
就像二胎实施的时候,并不是立刻全国推行,它有很多试点,在效果不错后,才推行于全国各地。
这世界没有完美的事物,司法也是如此,如果在等待正义的时候,就忙不迭地一股脑地钻进以暴制暴的思维里,跟着别人的声音义愤填膺。
其实,这声音有多愤怒,也就有多愚蠢。
或许,法律并不完善,不能好好惩罚犯罪分子;
或许,执法人员并不严格执法,政府机关还存在很多问题;
或许,没有人情味的大都市让我们心灰意冷……
那我引用《亲爱的弗洛伊德》一书的一段话来结束今晚的文章:
“我认识一个模特,她遭人轮奸,她一度想亲手杀了那群人,可她最终选择去走法律程序;
我认识一个演员,她精神病发杀了人,可以打官司免除罪罚,她却说杀人偿命,跳了楼;
我认识一个女商人,她憎恨嫉妒自己的妹妹,想毁了她,却最终决定还是拯救她;
我认识一个外科医生,她受人威胁,一度想听命,神不知鬼不觉地治死一个病人,但她最终拒绝;
我还认识一个警察,她得知自己的同伴惨死后,恨不得亲手毙了凶手,可她还是尊重法律的判断……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有时候,你觉得老板开除你,断了你的经济来源,你想炸了公司;
有时候,她觉得男朋友劈腿辜负了多年的感情,恨不得约他出来杀了他;
可更多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做,他不会这样做,我也不会这做。
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法律。”
张扣扣不是什么狭义英雄,现在,他是被怀疑杀了人的犯罪嫌疑人。
以上,晚安。
“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
主编丨一先生
梦想是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但因为八百度散光加近视
一腔热血只能转化为笔尖的一撇一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