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讨平突厥后到唐高宗时复叛，武则天统治时对突厥败多胜少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唐军讨平了突厥，但后来，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突厥复叛，唐军出兵讨伐，几经反复，未能彻底讨平。武则天掌权后，因忙于对内巩固统治，没有及时对突厥进行打击，且因杀害多名唐军名将，致使唐军（周军）战斗力大减，不但未能讨平突厥，反而使突厥逐渐强大，并屡次入侵唐朝（武周）。

贞观四年（630年）唐军讨平突厥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派出十多万唐军，在李靖的节度下，兵分多路，进攻突厥，在贞观四年（630年）一举消灭突厥主力，俘获颉利可汗。

讨平突厥后，关于如何安置战败的突厥各部，唐朝内部曾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最后，唐太宗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各部迁到唐朝北部边境地区，保全他们的部落，让他们保卫唐朝北部边境。

唐朝疆域图

于是，唐朝将突厥各部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地区，“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同时，将原来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原来统治的地区，划分为多个州和都督府，“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既然已经把突厥各部安置在唐朝北部边境，那突厥故地，也就是大漠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就已经空了，为何又在突厥故地设置各州、都督府？具体由谁来管理这些州和都督府呢？实际上，唐朝在这里采用侨治的办法，任命突厥各部首领为各州、都督府的长官，但是，他们并不真的回到突厥故地去管理，而是侨治在唐朝北部边境地区，只不过挂一个虚名，以便于统领各自部落而已。例如，据史书记载，定襄都督府侨治朔方宁朔，云中都督府也侨治朔方之境，顺州都督府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等等。

贞观十五年（641年）突厥返回故地的尝试

唐朝进行了上述安置以后，逐渐出现了新的问题：

一是大量突厥部落迁入内地，管理不便，带来安全隐患，“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最终在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爆发了结社率叛乱，结社率是突利的弟弟，他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晋升而心生怨恨，率部突袭李世民九成宫行宫，杀死唐军卫士数十人，后被唐军消灭。

二是突厥内迁之后，漠南空虚，漠北的薛延陀趁机崛起，“突厥颉利既亡，北方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帅其部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水南，胜兵二十万”。薛延陀崛起，对唐朝北部边境构成威胁。

就此，唐朝就如何安置突厥问题再次展开讨论，最终决定将突厥遣返回黄河以北的故地，贞观十三年（639年）七月，唐朝任命阿史那思摩为突厥的可汗，率领原来内迁的突厥各部返回突厥故地，“诏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同时任命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辅佐阿史那思摩。唐朝此举，既可以解决突厥内迁带来的安全隐患，又可以制衡薛延陀。

阿史那思摩

阿史那思摩等人经过1年多的准备之后，在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正式率部渡过黄河返回突厥故地，“建牙于故定襄城，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面对突厥重返漠南，漠北的薛延陀显然是不高兴的，薛延陀真珠可汗率部越过大漠南下进攻突厥，突厥大败，无法在漠南立足，向唐朝告急，于是，唐太宗派出唐军10多万人进攻薛延陀，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二月诺真水之战中重创薛延陀，“斩首三千余级，捕虏五万余人”。此后，唐军并未立即对薛延陀穷追猛打，其意图仍然是希望帮助突厥在漠南站住脚，但同时维持薛延陀在漠北的统治，让突厥和薛延陀互相制衡。

但是，阿史那思摩在薛延陀的不断打击下坚持不住，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二月，率部撤回黄河以南，其残部被唐朝安置在胜州和夏州一带，突厥此次重返故地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为避免薛延陀势大难制，唐朝也在贞观二十年（646年）派兵彻底讨平了薛延陀。

单于都护府的设立

太宗驾崩后，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唐朝讨平突厥别部车鼻可汗之后，重新整合对突厥各部的管理，设置了单于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领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此后，又在龙朔三年（663年）进行了调整，将瀚海都护府迁到云中古城，更名为云中都护府，麟德元年（664年）又改云中都护府的名称为单于大都护府，至此，原本的单于和瀚海两都护府被整合为单于大都护府，统一管理漠南事务。

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突厥各部再次返回突厥故地。

在这期间，漠北的敕勒诸部时有叛乱，再加上东边征讨高句丽、百济，西边应对吐蕃，西北的西突厥也不断反复，唐朝逐渐放松了对突厥各部的制衡。自永徽元年（650年）至调露元年（679年），将近30年间，突厥无事。

唐朝形势图

太宗时期，突厥也没有大事，但是，处于太宗的不断调整和变动中，南迁、北迁，打来打去，因此，整个贞观年间，突厥的元气完全没有恢复。但是，进入高宗时期，唐朝对突厥没有相应的调整，因此，突厥得以休养生息，最终在调露元年（679年）出现了大规模叛乱。

突厥复叛

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众数十万”。

面对突厥大规模叛乱，高宗也派出大军征讨，几经反复，在开耀元年（681年），在唐军裴行俭的打击下，突厥叛乱本已经基本平定，突厥首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陆续投降，但是，高宗再次出现决策失误，杀掉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突厥首领54人，导致突厥在永淳元年（682年）死灰复燃，“突厥馀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

此后，弘道元年（683年）高宗驾崩。武则天忙于对内镇压反对派，还杀害了唐军大将程务挺，流放了王方翼，自毁长城。突厥得以迅速壮大，在整个武则天时期，唐朝（武周）对突厥作战，输多胜少，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直到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唐朝对突厥的态势才得以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