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尽显英雄本色（三）

                  悠悠

二、怅寥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战。而日本帝国主义却狼子野心，虎视眈眈，蓄谋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同年7月，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国民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国内军阀割据，蒋介石为了保存嫡系兵力中央军，即黄埔军校的子弟兵，不发一兵一卒去东北。当时的中国正陷在严重的分裂、内战之中，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等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的兵力仅次于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蒋介石正好趁机先让张学良垮掉，收编他的军队。“安内”即剿共，其实还有深层意义是蒋介石想收编各地的军阀割据的财权兵权。蒋介石还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争取国际上某些强国的支持，或是武器或是金钱。

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侵华，民族危机严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继续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挽救民族危机。1935年12月在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长征胜利后，三大红军主力总共有八九万久经沙场、装备良好的战士，都集中在西北。十万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四万杨虎城统帅的西北军，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感召和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与红军停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调集重兵入陕，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936年12月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了西安。蓝衣社特务被逮捕，参谋总部人员被关起来；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阶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变部队投降；南京方面的五十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在机场被扣。

张少帅的卫队长孙铭九上尉率部进攻总司令住处。警卫人员猝不及防，总司令狼狈地躲在一块大岩石旁的小洞里——这块大岩石是长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寝所在地的标志，成了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少帅的阶下囚。

张、杨逼迫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局势极为动荡不安。

国民党内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积极部署讨伐张杨，企图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亲法西斯的黄埔系、蓝衣社、在野的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CC系和南京的德、意顾问的充分支持。他们想夺取全部军权，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亲美派、亲英派、亲俄派、统一战线派统统压下去。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为了营救蒋介石，积极奔走。

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进行十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

处死蒋介石，可能导致亲日派掌权，给日本侵略者提供有利条件，亡国奴的命运难逃。如果给蒋介石留一条活路，国民党内亲美派就有可能答应停止内战，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家命运危如累卵，“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力挽狂澜，决定不计前嫌，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组成代表团到西安去调停。

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到西安以后就去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身体犹弱，惊魂未定，据说见到周恩来——他原来的政治副手，曾经悬赏八万元要他首级——进了房间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吓得脸色发白。

经过中共和各方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必须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