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闻——过度解读和谣言！
如是我闻四个字几乎是每部佛经前面都要出现的，表示着这些佛经是由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亲耳听闻佛祖所说的，真实无误，这四个字就好似后代的防伪标签一样，只不过太过简陋，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以此看来，如是我闻四字似乎就并无它意，但后世解经者却不这么认为，各种高僧论集其论幽深，其理甚明，东西太多便不举例了，诸君自行搜索即可。就连小子当年入此番窠臼之时也曾做过一解，写来供方家一笑：如是不定意，是空义，是是定意，是有义，二字同举便是空有不著，是不二之义。我闻则……后面还有些许，就不拿来凑字数了。而其中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是小子的胡诌之言也就罢了，但是诸位佛门大德的解说，其中解读到底有多少是佛祖本义，佛祖当时让阿难在经书之前皆加如是我闻四字，除了防伪辟疑之外，难道真的存了这多般心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佛祖心可就比海底针恐怖得多了。
还记得宝哥哥那句话吗？“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曹公此话虽是借小儿之口说出，但却绝非戏言。而我们也能知道，至少在清朝，曹公一辈之人就已看出许多传世之书的虚妄之处。从中细品杜撰二字，我们还能琢磨出一些更深的意味来。我们现如今是极少用杜撰一词去批评书籍和作者的，一般最严厉的指责就是抄袭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嘛！抄的好其实也是一种本事。照我们现代观点看来，杜撰又有何不可呢？虚构类小说也是小说嘛！但这搁古代就行不通了，因为他们杜撰的东西的用途都太恐怖了。挂的名号也都是些恐怖至极的大腕，胆子小的可以托梦，托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仙女，高人什么的，这种一般也就是图一乐，大家也都明白这东西到底是谁所书，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咱们曹公了，可胆子大的就不一样了，孔子，黄帝，尧舜，文王，周公，都是他们的常用对象，就更别说后世那么多数都数不清的贤者了，而且此种杜撰还都藏的挺深，直接加文减字的做法是很不入流的，而更为保险的方法就是注疏集解了。
咱们中国人都很含蓄，说话总喜欢说一半，留一半给别人猜。但猜的准还好，猜不准那就麻烦了，而且有时候猜准了也不好，因为那句话很有可能不是给你猜的，或许那句话你是不能猜准的，三国演义里杨修怎么死的大家也都很清楚。于是，古人写书也总是讲究个意在言外，留着很多东西给你猜，但问题又来了，既然都言外了，书者自然是不打算说了，剩一堆人去揣摩，可谁揣摩的对呢？谁又有资格去做这个评判呢？
这个问题咱们先搁下不谈，因为细心的读者或许早已发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解释？难道我们就不能自己写出一些不用解释的语义明确的著作呢？其实，这也算是古人的悲哀之处吧。先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假如我与一人辩论，论我俩谁更帅一点，我们自己争了半天，自然得不出一个准确的结果，肯定需要去找外人评断，然后他找了诸如中国国家外貌协会会长，会长女秘书之类的。证明他比我帅，而我拉来了我七大姑八大姨来证明我比他帅，而后我们便接着写文辩论，最后再来个投票表决，结果会如何呢？不言而喻。而在古时候情况其实有点类似，儒家是官学，是大多数人所共同认可的学说，如果俩人争论，举经列典自然也必须是大家所公认的圣贤人士的著述，才能立得住脚，但圣贤总是不多的，经典也是有限的，可是问题却是无限的，于是现实总需要我们去活学活用静经典的。两个完全相反的观点都需要在经典里面找到证据，没有直接的我们可以赋予合理的解释然后引用，如果实在解释不好我们还可以创造嘛！所以一本经书同一句话在不同场合下会得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这都是不足为奇的。可是，细论之下这些学者辩论的方法并没有错误，因为即使搁在现代而言，学术论文或丛书都是需要大量引述前人的已经被证实的言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如说数学中的欧式几何一样，整个几何体系都是在一些大家公认的不用证明的公理上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然而这其中不同在于数学和所有的自然科学很多时候都是可以直接从客观事实上得到证明的，这种证明直截了当，是非分明，其中没有那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而即使是社会科学，现如今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调查统计论证体系，只要按照规矩来便能得到一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如今学术较为自由，在不动摇国家政府根基的学科领域大多都能容得下言论自由，学者也不必为尊者讳，这在中国古代却是难以达到的事实，因为儒学是官学，稍有不慎可都是要命的，这也好理解，举个例子，即使在如今，如小子这般离经叛道，善作哗众之词的人也只敢写些这种无伤大雅的文字，却也绝不敢写一些政治不正确或者违背大众潮流的言论，无关对错。更莫说古人在那些动辄牵连九族的文字狱下的惶恐不安了。
但话说回来，这种过度解读依小子看来却是必要的，也是不能避免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像小子这般站在现代社会下论前贤纰漏其实就已经有些不厚道了，时代在变换，如果真把我辈放在前贤所处之大环境大背景下，估计也就是个打杂的书童。身处汉朝专制社会下的儒者有时候很难理解处于封建宗法制社会下孔子的想法也是自然的，解书人离了作书人时代，所解之有偏差自也是应当的，而且正是有了这种偏差，再加上对偏差的矫正，新思想的创造，融入，发展，以及外来思想的合流，才有了诸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对立，补充局面的形成，才形成了我中华文明的伟大盛况。
而这种过度解读搁在现代亦是十分常见，以前闹得纷纷扬扬的关于鲁迅文章之事就可见一斑，但我着重想从一个小的侧面来探讨一下它的另一种弊端，那就是谣言。抛开那些恶意造谣的不谈，其实谣言还有一种产生方式：先让我们做一个情景假设，专家就一个话题展开了说明之后：
“我觉得专家对这个问题用词晦涩，有点模棱两可，不很明了，是不是有关部门……”
“据说专家对这个问题不敢详论，是有关部门……”
“大家说，专家受到有关部门的指示……“
“震惊！专家这么说竟是因为……”
或许大家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对自己听到的话多加了一层解读而已，为了图一时口快，便传了出去，三人成虎之后，我们就有了UC震惊部。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发表言论的门槛变得极其低下，传播速度却又极其恐怖，大家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其实在一些低概率特定场合，谣言是产生于智者的，特别是当这个智者喜欢说话说一半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