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随流水20-04-10

4月10日，周五，晴，13至25度

漫随流水20-04-10

昨天写了三千多字的日记，被锁。上午解锁，因略作修改，发出后又被锁，一直到下午都未能重见天日。但我相信，一定会打开。接下来写的今天的日记，估计同样会被锁，且不管它。

最近连续几天早起，忙于各种琐事，未能启动晨读。前两日读傅杰选编的《论语十二讲》，遇到一些《论语》章句，竟觉眼生，不明其意。半月前读的《左传》，估计也已忘得差不多了。人阅读趣味渐趋专一，是由身体机能退化导致的。偏于某方面的阅读，可在对知识重复接触中起到强化记忆的作用。不仅忘得快，人的理解力也钝化。在习惯的语言表达中还能比较快速地进入阅读状态。若换种语言风格，比如现在让我读翻译体或诗性的文字，一眼扫过，不知所云。返回头去，一字一字地放声朗读，落入脑中的好像也还是一个个没有联系的单独汉字，不构成完整的内容。然后，更用劲地集中注意力，终于读懂一个句子，轮到下一句时，思绪又飘散。身体机能退化的另一表现，就是喜欢生活在熟悉的环境，接触熟悉的事物，用惯有的思维理解、处理问题。

今日继续读龙应台与儿子的通信集《亲爱的安德烈》。读了十三封信。其中一封谈左右问题的，从中了解了左派、右派的起源“：

“‘左’和‘右’的语词来源：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国会里，支持王权和贵族的人坐在右边，主张改革的坐在左边。调皮的法国人随便坐坐，就影响了全世界直到今天。好玩的是，当初坐在左边的法国人，事实上大多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是王权和贵族，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正是今天某些“左派”所视为毒蛇猛兽的东西......今天‘左’的定义：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

从龙应台的解说中，我发现，西方的“左”恰等于我们的“右”，而我们的“左”几乎就是拥权派。龙应台教导儿子，与中国大陆人谈论此问题时，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龙应台的言论中不时流露出鄙视大陆的色彩，从“鱼目混珠”一词就可体会。

一早读到方方回应《武汉日记》国外出版的199个字：

“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的人很多呀。这是件很正常的事。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这本书还在翻译。应该还有更多国家会出版。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出版社那么害怕极左势力？先前很多社争着要出版，极左一闹后，连一家都不敢出了？这才是值得思考的事。这些都是在国内各大媒体发表过的文字，国内不出，我为什么不能在国外出呢？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出版，而是我写了什么？”

方方一贯的逻辑，就是将反对她的人都归类到“极左”。与儿子聊起此问题。儿子说，左与右延续的就是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用二分法看世界的习惯是很难扭转的。我在龙应台的书中也读到他小儿子菲利普对左右的评论。他说，“极左跟极右，像站在一个圆圈上，看起来像是往两个相反方向走，其实最后会碰头，一样恐怖”。我很惊叹成长环境对一个人思维的塑造，我与龙应台的儿子都是在多元化的世界中长大，他们能轻松去除二元的束缚，表面上看他比我们活得玩世不恭，但我们的较真真的有意义吗？

读书圈里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师，为方方的辩词是“方方惹了谁，多了。那些‘爱国’者或‘代表人民的人’，还有躲在鲁迅先生‘灯下’的。”同样是二分的思维。与方方一样。将这世上的人简单分为两类：支持方方和反对方方。支持的是右派，有思想能力的，反对的是左派，无思想能力的。这位老师，专门在‘爱国’和‘代表人民’上打引号，实有嘲讽之意。我还在龙应台的书信中读到，龙先生这代人是在政治谎言中长大的，所以当被归属某个群体时，就会产生耻感。相信这种耻感在这位老师身上也存在。由中国历史决定，归入集体，就等同于做了强权的无脑螺丝钉。所谓的左派、极左，也无不含有政府走狗的贬低之义。我也有这种耻感，平常耻于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然而当外敌入侵、奥运会赛场上，一种国家的责任感、集体的荣誉感会油然而生，同胞们不自觉地就会怀抱一团，抵御外侮、为国加油。这是人的天性良知。而这些右派知识分子们在大敌当前，弃良知不顾，避重就轻地为方方辩护：日记出版怎么拉，天也没塌、地也没陷。抑或就像那位老师抬出鲁迅——民族良心来压人。的确，方方写什么是她的自由，作品交给谁出版也是她的自由，但她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授权对中国有政治企图的国家出版她的作品，的确有卖国的嫌疑。尤其是当西方国家宣传语中将之描述为：“是对一个威权国家中监禁生活的独特审视”，她也全盘接受，还理直气壮的说，“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出版，而是我写了什么？”我真要以为她是得了政治迫害狂想症。我们不幸生活在这平庸的时代，一切都是轻轻的、小小的，实在难以找到创造伟大的土壤。

暂停方方，继续谈龙应台与儿子的书信。龙应台的大儿子安德烈在德国一个小镇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她的小儿子菲利普，则从香港转到德国读书。安德烈习惯了欧洲的文化生活，来香港感到诸多不适。他认为香港是个缺少文化的城市，他所说的是一种悠闲、有情趣的生活态度，而香港人永远在赶时间。龙应台也同意文化，一定要在逗留中产生，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这与亚里士多德“闲暇出智慧”同理。可从小在香港长大的菲利普却反驳：谁说香港没文化？它的文化是闹哄哄的，不像德国那么静。香港是座二十四小时都有生命的城市。

人总是这样，没走进一个国家（城市），总被它所具有的而自己没有特征所吸引，一旦走进，又总觉难以适应，对比出自己国家（城市）的诸多好来。所以一个人，没有走出国门、离开故地，就很难深切体会故国、故乡之好，西方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民主吗?跑过数十个国家的陈老师说：

“新冠疫情爆发可能是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去了国外一圈，外面的世界除了精彩，也有无奈的一面，比如谎话连篇的报道，偷盗成风的环境。这次疫情让我觉得东方的纠错机制可能不弱于西方，反观欧美，由于傲慢与偏见，现在落得一地鸡毛。也因路径依赖，不断重复谎言打嘴炮，这可能也是票选机制的副产品。再比如方方，日日看的不多，初始值得肯定，但调子定下来后，路径依赖，后面又走岔了。要改变路径和思维是很难的事，我常常会想起傅国涌说的许良英，少见的物理奇才，具有救国救民的情怀和热忱，为追求真理，但万万没想到所追求的根本不是他理想的那样，反而被打成敌对势力。”

陈老师所说的路径依赖，就是一种思维定势，方方被网民哄抬着走后，更不能保持冷静理性，于是愈走愈偏，从为民争求权益的出发，却走向了她意图的反面——出卖国家。这实在值得人深思。

我又在龙应台写给安德烈的信中读到：“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中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热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

正义感，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不能只是一腔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