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

到目前为止，我用过三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是李根红。我出生于1977年，这一年，国家全面肃清文革流弊，恢复高考，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铁托访问中国。家在农村，父母迟钝，仍以“根红”为我命名。开始没觉得什么，有次去德兴，路过同学母亲的花店，与她攀谈起来。她一语中的地指出我名字写错了，不是“更红”，而是“根红”。我骇然惶惑，“你怎么知道？”（四年级前，一直写“李根红”的。）她显出一丝得意的笑，眼角挤出些褶子，“根正苗红呀。”我回到家问父亲，我名字怎么变成“李更红”的。父亲嘿嘿笑着，“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没什么不好的呀！”我也就默然了。

名字虽为符号，二叔喝点酒时满脸红光，偶尔还会诟病，“扯卵蛋，你爸起名不按排行，你给儿子取名字也这样，狗屁知识分子。”我也只当是叔叔酒话。现在思来，讲究排行实际是血源认同。在外地，如果你发现某人名字与你前两个相同，你就会饶有兴趣地问询对方排行情况，祖籍哪里。聊到嗨时，称兄道弟，推杯换盏，满脸酡红。按照李氏族谱，我是坤字辈，正名该是李坤红了。

我的第二个名字是李更红。用意不言自明。“更”有两种读音，gēng和gèng。奇怪的是很大一部分人把“更”念成第一声。有时追问几人，对方微微一笑，“没想那么多，随口叫而已。”

父母是不会叫错的，却单唤一“红”字，拉长尾音，听起来像“红哎”。哥哥、姐姐也不会叫错，但似乎不屑叫我正名，叫我“疤子”。（小时候，我长了很多疖子，身上留下很多疤痕。）妻子、同事也不会叫错，称呼起来有些生硬。能把名字称呼得像春风一样亲切温柔而又熨贴的是一位女同学。她叫徐艳丽，大学校友，又是德兴老乡，考取公务员分配到黄柏。我尽地主之仪，请她吃饭，帮她整理宿舍。离开时，她唤我一句，“更红”。我的身体有电流经过，浑身颤了一下。时隔十几年，那声轻唤依然能穿越而来，让我想着那个黄昏的美好。

叶文老师，是德兴市语文教研组长，长我些岁数，是个经常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热心人。我偶尔出现在语文群里，发一些针砭时弊的言论，像一根鱼刺一样让很多人不大舒服。大部分人保持缄默，有的附和几声。叶文老师却不，竟以一个长者身份与我攀谈为人处事的诸多不宜，言语恳切。有一天，我俩就朱自清作品的人生态度各发表看法，聊着热烈时，叶文老师忽的称呼我“更红”，让我浑身震悚。一如“迅哥儿”见着阿长买来《山海经》一样。这是时隔N年后的一句称呼，既勾起了昔日的美好，又拉进彼此距离。我仿佛获取了阳光，仿佛焦渴中遇见送水而来的人。我仔细回读着她发来的信息，像遇见一位故人。

我的第三个名字是李石，是今年用的笔名。石头生硬质朴，有山林的气息。我家的壁橱上放着一块石头，是妻子从大茅山水沟里捡来的，抚摸石面有丝冰凉感。石头圆厚，被水洗刷圆滑，像一块厚饼。石头也有些冥顽不化。《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块女娲补天遗落下的通灵石。他看淡功名，及时行乐，与那个醉心功名的时代格格不入，是块顽石。我一时感应，把“顽石与绛珠草”做了别名，后来简化为“李石”。

我自觉为人木纳，不会八面玲珑。刚入职时，在育才中学，我因某事怵着学长铁华，她愤愤地掷下一句“大粪缸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走了。当时我很伤自尊，呆立原地，脸羞得通红。这是第一个骂我为石头的女人。

第二个这么说我的是妻子。有时气急了，觉得骂我石头太过文雅，她还额外赏赐我几句直白的方言，如“怂包”、“猪脑壳”。妻子是个“用世主义”者，见不得我干一些吃力不得利的事。但骂归骂，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这是我石头的秉性。

今年，受一作家激励，开始练笔。这是一场苦役，我把自己放逐在一条荒草萋萋的路上，感受幽寂美丽和漫长的孤独。六月份开始用笔名李石发布文章，数量不多。发小潘勇委婉说我多关注妻子孩子。（他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我犹豫了一阵，脚步仍旧走来。“也许多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是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文学告白，也是我的告白。像一块石头一样，我会把李石的名字一直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