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石兴邦先生：读《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
2013年9月23日，陕西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90华诞之际，《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一书正式首发。当时，我就购买了一本，放在自己的书架上。转眼之间，九年过去，我一直没有阅读。近日，听闻先生去世，我才想起此书。利用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
这本书是石兴邦先生口述的自传，西北大学两名学生整理资料，作家关中牛先生执笔创作。在这本书里，他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青年时代的求学过程和工作之中的酸甜苦辣，分为家世、求学之路、选进考古界、讲学游历四个主要部分，包括53个简短独立的小故事，保留石兴邦先生的语言习惯，质朴亲切，朗朗上口。同时，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客观地评论，不乏辛辣的批评。
打开这本书，在我们面前，走来一位老人，穿过一个世纪的时光，给我们捎来许多尘封的故事。跟着他的记忆，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00年前的陕西——
1.家世
1923年12月17日，石兴邦先生出生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当时，这里是一个山区小县，属于洛川行政区专属管理，被称为“同官县”。从现在的耀州区向北，行走大约四十里路，就到石兴邦的老家。他家所在的村庄名叫“故县”，全村有200人左右，包括四个姓的人家，分别为石、姚、马、宋。
石兴邦的家庭是这里普通的农户，由于父亲比较开朗，学着做一点小生意。后来，赚了一些钱，购买许多土地，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亩。小时候，石兴邦帮家里放羊，跟小伙伴门在山上玩耍，度过童年快乐的时光。过年的时候，在打麦场上，他和爷爷一起扭秧歌，必定会惹来一片喝彩。
石兴邦的奶奶认字，并且有一定的文化，成为他的启蒙恩师。从9岁到11岁，石兴邦在乡上读初小，并且开始参加田间劳动。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让他觉得学习很快乐，所以成绩一直都比较好，初小没毕业，就上了高小。民国二十六年（1937），石兴邦考上西安的陕西省立第一中学。
2.求学之路
在一中上学时，虽然教学保守，但是学风很好，乃“关学”的正宗。1938年，日本人开始对西安周边进行轰炸，学生整天要躲飞机，闹得没法正常上课。不到几个月，西安变成空城，石兴邦转到三原县的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继续读书。
在三中上学时，思想比较活跃，政治气氛很浓。但是，石兴邦不太关心政治，只是好好上课，搞自己的学习。那时，他爱好文学，很喜欢写诗，跟同学们创办名为《攻坚》的刊物。初中毕业以后，他原本打算回到家乡，当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但是，由于成绩优秀，可以免费上高中，他便继续在这里读高中。
上高中二年级时，家里遇到不少困难，石兴邦差一点无法继续读书。在王思树校长的帮助下，他顶了一个“学生干部”的份额，可以领到一份学校按月发放的工资。他很感激校长，只有好好学习，在各方面都努力，才能够报答学校的大恩大德。从此以后，石兴邦全面发展，在演讲、书法、美术、体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抗战时期，中学搞“会考”制，跟现在的高考一样。那年，在三原北城的职业学校，石兴邦参加了两三天的会考。最后，他的总分成绩陕西省第一名，全国第九名。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可以免试进入全国任何一所学校，石兴邦却填报了中央大学的边政系。第二年九月，经过一番周折，他开始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读书，涉及的人类学知识让他很感兴趣。1945年，抗战胜利，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石兴邦也来到南京。
新中国成立以后，石兴邦在浙江大学，跟随吴定良先生读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期间，他认识了夏鼐，很仰慕夏先生的实践精神。于是，他改换门庭，跳槽到夏先生门下，开始投身到考古事业之中。
3.选进考古界
1950年9月5日，在夏鼐先生的介绍之下，石兴邦来到中科院考古所报到，正式开始自己的考古工作生涯。当时，考古所刚成立，人才队伍不足，很多工作无法正常展开。起初，石兴邦没有野外实践经验，一直在办公室看书和查阅相关资料，相当于“恶补”一些考古方面的知识。一个月后，他迎来第一次任务，跟随导师夏鼐先生前往河南，在辉县发掘商代、战国和汉代的墓葬。石兴邦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洛阳铲，向当地老工人学习“认土”的技能，经历了新中国考古队伍的第一次大练兵。
1951年清明节之前，石兴邦和苏秉琦、王仲殊等五人一起回到陕西，寻找典型的遗址，为发掘选择课题。起初，他们来到西安，在沣河附近调查，住在斗门镇的农户家里。经过三个月，没有大进展，石兴邦和苏秉琦先生商量，请求一个人前往泾河边跑调查。获得同意后，他开始沿着泾河，漫无边际地采集陶片。后来，他又到灞桥一带，采集了一些珍贵的标本。两个多月后，他总共发现十几处商周和汉代的遗址。
1951年秋天，石兴邦在北京西郊，发掘了几座明代皇帝嫔妃的墓葬。后半年，他又前往湖南，在长沙子弹库那边发掘大墓，紧邻如今著名的马王堆汉墓。1952年春天，他又前往河南，在禹县参与白沙宋墓的发掘工作。当年9月，首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开学，石兴邦负责讲授田野考古部分的内容，承担起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授课工作，效果很好，影响很大。
1953年，石兴邦带领考古队回到陕西，跟当地的考古机构合作开展课题。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和当地的吴懿祚沿着浐河和灞河，发现西安东郊电厂的基建区有许多“上三代”的建筑和墓葬。有一天中午，经过一道断崖，他发现不少器物陶片，仿佛亲眼看到先民们在田间劳动的情景。后来，他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考古所，这里就是现在著名的半坡遗址。
1954年秋至1957年夏，在石兴邦的带领之下，中科院考古所对半坡遗址进行五次考古发掘。经过三年的工作，发掘约1万平方米，采用全方位探测和全范围揭露的新方法，第一次发掘出来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包括环壕、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等丰富的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万余件。当时，这一发现引起很大的轰动，促成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的诞生。
1958年，陕西考古所成立，石兴邦从中科院调到陕西考古所工作，成为单位名义上的副所长，并且负责这里的实际工作。一年以后，社教运动开始，他被作为“抽调干部”分配到三原县。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划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子弟。在“四清运动”中，他被作为“牛鬼蛇神”去进行劳动改造。在“文革”中期，文物局收考古所编入文管会，他又可以负责几个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评法批儒”的时候，他负责了长陵杨家湾汉墓的发掘工作。在“文革”快结束之际，石兴邦回到北京的中科院考古所，立即参与到山西省沁水县下川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中。他在这里待了三年，周围荒无人烟，环境非常恶劣。1979年，长江三峡工程开工，他前往三峡考古队工作，带领研究生在峡江流域进行发掘。
1979年4月，夏鼐到兵马俑参观，看到混乱的发掘现场，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发掘。随后，中科院派石兴邦代表国家文物局，回到陕西指导兵马俑的填埋、清理和后续发掘工作。1981年，他开始担任中科院考古所“陕西第六分队”的队长，对关中已经发现的前仰韶遗址进行复查。1982年10月至1984年5月，他在临潼县白家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大量“老官台文化”时期的遗存。
改革开放初期，孙达人成为陕西副省长后，将石兴邦再次调到陕西考古所。1984年，他直接担任所长，将各地区考古队的隶属理清，统一由省考古所管理相关业务，对陕西省科研机构建立起到关键作用。当时，国家改革发展快，到处都在搞企业，他拨款两千元启动资金，支持成立了一家钻探公司，业务拓展很快，效益非常不错。
1987年2月28日，石兴邦带领考古队，清理法门寺塔基时，发现唐代地宫入口，见证了佛指舍利和大量珍宝重返人间的神圣时刻。1988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陕西省的代表，他带去了一个提案：我想大规模发掘乾陵，希望乾陵地宫的文物再一次光耀全世界。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没有推进。
4.讲学游历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石兴邦先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多次出国的经历，让我们了解到世界各地文物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我国考古学者与世界同仁们的相互交流。
1976年第三季度，石兴邦第一次出国，前往希腊访问学习。在二十多天时间里，他基本走完了希腊全境，还参观了亚历山大父亲墓葬的发掘现场。当地的发掘方法十分奇特，在墓室上方挖一个大洞，从此洞进入墓室，而不从墓门进入。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够科学，比较草率。
1989年，石兴邦前往埃及和印度考察，参观这两个国家古代墓葬的保护情况，为黄帝陵修缮和乾陵发掘工作提供参考意见。后来，他又去德国考察，带回先进的仪器设备，在陕西成立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有一次，他去日本访问，还遇到了一场大地震。
1986年，在美国访问期间，在刘莉的带领下，石兴邦曾经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跟这里的戴逊馆长协商昭陵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回国的相关事情。可惜，由于一些细节原因，这件事被搁置下来，成为石兴邦今生许多遗憾中最大的一个遗憾。
退休以后，石兴邦依然觉得自己没有退休，总觉得手头上应该做的事情不会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搁置起来。在自己一生研究的东西里，有些认识还在不断地变化，有时候会有新的资料补充，有时候甚至把自己的观点推翻。
在史前考古学研究方面，他很早就主张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大系统的分区研究。在石器时代，中国的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已经出现“繁星点点、相互印证、自成体系、中心文明”的现象，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心，四处辐射”发展形成的局面。但是，要把这些观点用充实的论据进行说明，最后形成内容详实的理论文章，需要一个人十多年的潜心著述。
作为中国建立系统考古的先驱者，石兴邦先生这一代考古人好像具有某种历史使命感，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和有关思想完整地给继承者留存下来，给后人提供借鉴，让大家继续探索，把工作更加完善。
2022年10月21日16时45分，石兴邦先生逝世，享年100岁。作为年轻文博工作者，我们缅怀石兴邦先生，去回顾他一生的经历，不仅是对石兴邦先生个人的尊敬，而且是对中国考古所事业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