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第一部分第四章（1）翻译

第四章 我的考验之路：1983-1994

我从挫败中走出来，但我已经几乎破产，连去见德州的潜在客户的机票都买不起（即便之前我赚过的钱是票价的非常多倍），所以最终我没能去成。但我仍然慢慢地获得客户、收益，建立了新的团队。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获得巨大的进步，犯的错都比较小而且能让我汲取教训。我从不认为我是在打造（或者说重建）一个公司，我只是在为自己想玩的游戏做准备。

电脑是我那段时间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因为它们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思考。如果没有电脑，桥水资本不能像现在这样成功。

第一批微型电脑（后来被称之为个人电脑）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走上市场以来，我一直都在像计量经济学家那样用电脑，运用电脑的统计和计算能力去分析经济数据，了解市场机器的运行规律。我在1981年12月写的文章里写道“理论上来说……如果一台电脑能够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真相，而且它能在程序上精确地分析世界上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那么它可以精确地预测未来。”

但我距离做到这点还有很远。虽然我的早期系统能够提供有价值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价格可能最终涨到多少，但没有办法帮我建立强大而稳固的交易策略；它们只是能告诉我某个预测可能最终能带来收益。举个例子，我通过电脑分析得出结论，有些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涨到75美分甚至更高。如果现在它只值60美分，我会想要买它，但是我无法预测价格在涨到75美分前会跌到50美分，更不知道何时该买何时该卖。即便系统结论大错特错我亏得一塌糊涂是小概率事件，但依然可能经常发生。

“那些靠着水晶球占卜的人注定要吃玻璃碴子”是我那些日子里经常引用的话。在1979到1982年间，我已经吃了足够多的玻璃碴子，随后才意识到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预知未来，而是知道如何及时对各个时间点获得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反应。为了能做到这点，我需要大量的经济和市场数据进行分析——当我找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就干了。

从很早开始的时候，只要我在市场上建立头寸，我就会写下我当时用于做决策的指标。然后，在我结束交易的时候，我可以回过头来看当时这些指标的效用如何。这提醒着我如果我能把这些指标整合到一个公式（现在更时髦的说法叫算法）里，然后用历史数据检验它，我就可以测试我的这些指标在历史数据中表现如何。这就是它如何在实际中起作用的：我可以像往常一样先从直觉出发，但我会运用逻辑分析得出决策指标，站在系统的角度重新整合指标，然后建立我的决策体系，里面指示着在每种特定情况下我的具体操作。然后我会用系统里的历史数据来检验我的决策在过往情况的表现，根据反馈的结果，进一步改进我的决策原则。

我们会尽可能找到多的历史数据对系统进行测试，一般情况下时间跨度超过100年，国家包含所有我们有数据的国家，这让我能更清晰地理解市场和经济机器随着时间变化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依此进行投资。通过上面的工作使得我学到了很多，而且不断完善我的标准确保它们的永恒性和普适性。一旦我需要分析各种关系时，我就可以用系统跑数据获得即时反馈，此时电脑就像我的大脑一样去分析和决策。

我们据此做出了桥水资本最初版本的利率系统、股市系统、货币系统和贵金属系统，然后我们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整体来管理我们的投资组合。我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心电图，展示了经济的生命迹象；一旦心电图变化了，我们在投资上就会作出调整。然后，我并不会盲从于电脑的建议，我会在电脑工作的同时思考和分析，然后比较我和电脑的工作成果。当我和电脑的决策不一致时，我会去找出原因。大多数时刻，都是因为我自己忽视了某些因素。在那些情境下，电脑给我上了一课。但有时我会想到一些新的指标，电脑忽视了这些指标，这时我就反过来给电脑上一课。我们相互帮助，相互促进。没过多久有着超强计算分析能力的电脑就已经把我远远甩在身后了。这非常棒，因为就好像有个象棋宗师在指点我如何落子，他考虑了一切我理解的指标并且能解释每一步的逻辑，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它。

电脑比我的大脑强太多，它可以同时思考很多事情，它思考得更为精确、更为快速而不会情绪化。此外，它还有着超强的记忆能力，随着桥水资本不断发展，它能更好地将我了解的知识和同事的知识综合起来。我和同事不会就我们的结果而争论，我们只会针对我们不同的决策标准进行争论。然后我们通过客观地评价决策标准来解决纷争。这个时代计算机的能力不断快速增长，对我们来说像是上帝给我们源源不断的礼物。我还记得那时睿侠公司推出了价格低廉的手持式国际象棋机，我们给所有的客户送了一台，附赠标语写着“这就是桥水资本的系统化方法”。那台小小的机器有9个级别的难度，它只需要上升到第2级就能把我打得屁滚尿流。给我的客户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能让他们很深刻地认识到打败电脑决策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当然，我们可以否认既有的系统的结论，但战胜它的概率只有不到2%——几乎就和打赌像911世界贸易大厦被袭击这种小概率事件会发生一样。即便电脑在很多方面比我们的大脑要强大得多，但它没有我们那样的想象力、理解力和逻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和电脑是很好的工作搭档。

这个决策系统比我之前用的预测系统要好很多，因为它能不断地将事件进展融入到考虑要素中，让我们分析更多的可能性。这个系统内置有时间规则。在1987年1月我写的一篇文章“赚钱VS做预测”里我这样写道：

事实上，预测并没有太多价值，而且大多数做预测的人在市场里都赚不到什么钱……这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是确定的，当一个人找出所有可能影响未来的因素并尝试作出预测时，他只能得到各种各样的可能结果相应的概率，而不是最可能的结果……我们相信市场是随着经济变化而变化的。经济情况可以通过经济统计数据来反映。通过学习经济统计数据和市场变化情况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研究出判断市场/经济环境变化的精确准则，并以此调整我们的投资。换句话来说，与其预测经济情况的变化并依此调整自己的投资，不如在变化发生时及时识别出来并且在此时调整投资保证在此情况下的收益最大化。

在过去30年构建这些系统的过程中，我们融入了我们各种各样能指导我们做交易的方方面面的原则。现在，随着信息开始实时发布，我们的电脑要从100万组数据集中解析出信息，并给其他电脑发送逻辑上说得通的指令。如果我没有这些系统，我可能会因不停分析数据产生的压力而破产或死亡。当然，我们在市场上的实际表现并不如我们自己预测的那么好。一会我会告诉你我已经研发了相似的系统，它能帮助我们做出管理决策。我认为你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想清楚你决策依据的原则，把它们用文字记录下来并转化成计算机算法，如果有条件回过头来测试一下，以后自己用大脑思考的同时也结合计算机的算法结果做决策。

我好像提前说得太多了，让我重新从1983年开始讲起。

重振桥水资本

在1983年末，桥水资本有了6个员工。那时我还没有重新开始任何市场交易；我们的业务要么是口口相传获得的，要么是那些之前读《每日观察》和看过我公开亮相的人提供的。但显然我们做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多，我意识到我们可以把研究结果卖掉以作为我们的咨询和交易收入的补充收入。所以我招聘了我们第7个员工，他叫罗伯·弗里德，之前是个圣经推销员。我们开始干起来了，让罗伯·弗里德拖着投影仪和一大堆幻灯片到处去按每月3000美元的价格兜售我们的研究套餐。研究套餐里有我的每日电传、每周电话会议、两周一次及季度的调研报告、季度会议。在下一年， 罗伯把业务扩展到了很多机构及机构投资管理者，包括通用电气、世界银行、白兰地酒（略，一众大企业、大机构名称）……

在那时，我们的业务主要有三个部分：有偿咨询、收取奖励费的公司风险管理、售卖研究套餐。和我们打交道的有各种各样的有市场风险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多样化的跨国公司、商品生产者、食品生产者、公共事业公司等。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给跨国公司制定计划帮助它们处理多国货币汇率变动存在的风险。

我的工作方法是一直深入研究某项业务直到我能感觉到我提交的策略成果就是我自己设身处地时所会采取的策略。我会将每个公司拆分成不同的逻辑组件，然后针对每个组件提出相应的方案，方案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的金融工具。最需要拆分的组件是核心业务的利润和价格变化引起的随机利润或亏损。我们这样区分是为了告诉客户他们的“中性风险”的位置在哪，即一个人如果对市场并不了解如何正确地对冲。我会告诉他们只有在他们想要投机的时候才能偏离这个位置，而且只有在全面了解他们核心业务受各方面影响可能的变化并且能够定量化衡量这些影响的时候才能投机。这个方法对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公司很有启发性。这使得他们清晰地了解情况并且能使情况在掌控中，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结果。有些时候他们希望我们帮他们进行一些投机，这时我们会拿一部分的利润作为回报。

这种建立“风险中性”基准位置，并通过有计划的投资偏离基准位置的方法，是我们后来称之为“alpha覆盖”的投资管理风格的起源，其中被动（“beta”）和活跃（“alpha” ）曝光是分开的。 市场（如股票市场）本身的回报称为它的beta。alpha则是与其他投资人博弈的回报。例如，有些人的表现优于股票市场，有些人表现不佳; 他们分别对应着正负的阿尔法。 通过alpha覆盖，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立于基础市场表现的投资方式。 以这种方式理解市场让我明白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者的关键之一就是只投你有信心的投资品并均摊风险。

艾伦·邦德是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客户，是一个鲁莽的企业家，澳大利亚最富有的那群人中的一员。他是一个不断自力更生的人，他成为了美国杯帆船竞赛132年来历史上第一个非美国籍的获胜者，这让他非常有名。像邦克亨特一样，他最终做了一个糟糕的投资决定并被迫宣告破产。我在他和他的团队获得大量盈利的时候给过建议并且在他交易不断变糟的过程中也一直给建议，所以我近距离目睹了整个悲剧的发生过程。他是那种典型的把商业和投机混淆的案例，他想要进行对冲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邦德借了美元来购买澳大利亚的啤酒之类的资产。他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的利率要比澳洲的利率低。虽然他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在进行投机，赌他要偿还的美元价格并不会涨。当美元在1980年代与澳元兑换的汇率持续上涨时，他卖啤酒所获得的澳元利润无法偿还他的债务，他的团队找到我希望我给出建议。我分析了邦德公司如果在货币上进行对冲后的所处情况，发现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确定的损失并击溃他们，所以我建议他们先等等。当澳币汇率恢复的时候，我建议他们开始在货币上对冲，但是他们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所以没有这样做。没过多久，澳元汇率跌至新低，他们邀请我参加一个紧急会议。除了承受毁灭性的损失，他们已经无以为继，所以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而这一次澳币汇率没有挺过来。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看着世界上一个最有钱、最成功的人失去所有。

我们也会做一些关于市场的一次性的资讯类项目。在1985年时，我和保罗托德琼斯一起工作，他是我的好朋友兼优秀的交易者。我们一起为纽约棉花交易所设计一个美元期货合约（美元和各国货币汇率的可交易的指数）。我同时也在和纽约期货交易所合作，帮他们设计和管理CRB期货交易（商品价格的可交易指数）。

我并不像从事市场行业的大多数人，我从来都不想着去做一个投资产品，尤其是那种传统投资产品，无论它们能卖的多好。我想要做的只是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给我的客户提供设身处地的建议。但是我也很喜欢创造一些全新的东西，尤其是那些革命性的好东西。在1980年代中期，有些事在我看来非常明了：第一，我们在利率和货币汇率市场的投资表现良好，那些购买我们研究报告的投资机构管理者能利用报告结论赚到钱；第二，我们能够帮助一些公司管理好利率和货币汇率带来的风险。随着这两件事越做越好，我发现我们可以成为一家成功的投资机构管理者。所以我去说服世界银行养老基金的负责人，尤其是希尔达奥乔亚，她是那时世界银行养老基金的主管。尽管我们名下没有管理财产也没有可追踪的信用记录，她还是给了我们5万美金用于管理。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桥水资本的崛起开端。我们为世界银行提供的策略是调节持有现金和持有美国20年长期国债券的比例，它们所使用的比例能让我们在利率上的交易加上杠杆。当我们的系统预测到利率存在较大压力可能下跌时，我们就会持有美国长期国债券，当我们的系统预测到利率将会上涨时，我们就会继续持有现金。我们做得很好，没过多久其他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开始给钱让我们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辛格公司是继世界银行后的2家，之后其他公司也快速地陆续加入其中。我们开始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美国国债投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