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小传（下）：为“愚忠”所累 功败垂成 没落英雄不气短

议政遇阻

直皖大战打倒了“反动卖国”的皖系后，吴佩孚作为胜利者，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

1920年8月1日，吴佩孚通电全国，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主要内容包括：

国民大会由国民自行召集，制定宪法、选举法以及重大国是问题，由农、工、商、学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解决，国民大会不受官署监督（用今天的话说，是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和决策权，议会不受政府制约）。现有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组织的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解决。

吴佩孚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上海甚至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组织。

然而，无论拥有多高的声望，吴佩孚的身份仍只是曹锟属下的一个师长。用张作霖的话说：“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倘人人预闻政治，那成什么话！”。意思很明确，决定国家大事，你还不够格。

随后，吴佩孚的上司曹锟通电声明吴佩孚的主张未征得他的同意，应予撤回。

吴佩孚是一个很尊重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人。按他自己后来的说法，曹锟和他是“君臣”关系，君为臣纲，他对曹锟绝对服从。这一方面是因为曹锟是他的直接上级，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曹锟对他有知遇之恩，是曹锟把他这么个被撤职的营长一路提升到了师长。严格来说，段祺瑞是他上级兼老师，但是他就从没有想过要绝对服从段祺瑞。

曹锟发了话后，吴佩孚就偃旗息鼓了。于是，国民大会不了了之。

既然决定不了国家大事，就继续好好练兵打仗，当常胜将军吧。

练兵洛阳

赢了直皖大战后，曹锟实力大增。为了继续扩大军备，吴佩孚选中了洛阳作为自己的基地。

吴佩孚能成为常胜将军，除了他“用兵如神”，还和他重视部队训练分不开。自袁世凯之后，北洋系最重视练兵的，大概就属吴佩孚了。他直属第三师有三种兵：学兵，普通兵，幼年兵。幼年兵一般十四五岁，相当于预备兵，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上文化课。学兵则类似于军校生，是作为未来军官培养训练的，学兵们入伍前都通过了文化考试，除了和普通士兵一起日常操练外，还要到随营军校上课。（这种随营学堂，是袁世凯练兵的重要特点。）

在洛阳期间，吴佩孚每天早上6点以前起床，8点到训练场看部队早操训练，风雨无阻。有时候，他甚至会接过士兵的枪支，亲自做示范。

为鼓舞士气，吴佩孚将自己写的一些诗词作为军队的军歌让士兵传唱。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是《登蓬莱阁 满江红》：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吉江辽沈，

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

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倭寇任纵横，

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

甲辰役，主权堕！

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恢复旧山河，

却归来，永作蓬山游，

念弥陀！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唯一一个一生“不入租界”的人。这首词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心声。只可惜，他一辈子都未能“一战恢复旧山河”，算得上壮志未酬吧。

吴佩孚练兵的成效在当时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曾有一次，因为吴佩孚在辖区内搞食盐加捐，英国驻华一等参赞巴尔敦奉命到洛阳负责与吴交涉（按照之前的协议，民国的盐税作为贷款抵押，是由英国人统一管理的，吴的做法属于违规搞双重征税）。巴尔敦到了洛阳，在吴佩孚陪同下参观了第三师的训练，对吴佩孚态度马上发生了转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赞吴佩孚练兵有方，第三师军纪严明等等。后来，经巴尔敦斡旋，驻华各国公使决定以吴佩孚停止增收食盐加捐为条件，一次性赠送吴佩孚200万元盐款。

武力扩张

北洋是个乱世。战争年年有。

1921年，湖北省内多处兵变。湖北本是直系老军阀王占元的地盘，但是这位王督军贪婪而无能，自1914年起执掌湖北军务，钱捞了不少，民愤则积得更多，加上没有能力约束各方势力，导致了这一年湖北境内“倒王”风潮的总爆发。6月4日，宜昌兵变，6月7日，武昌兵变，6月10日，沙市兵变，6月19，富池兵变。6月21日，在北京的湖北各方势力知名人士向国务院请愿撤免王占元职，28日再度请愿。

1921年7月，邻省湖南不安分的军阀们打着“援鄂”的旗号，将部队开进了湖北。湖北是北洋势力范围，北洋系当然不能坐视它落入南方军阀掌控中。吴佩孚在王占元求援后，派兵南下。当然，吴佩孚有自己的算盘。据他的老部下们回忆，就是这时候，吴佩孚开始有了武力统一全国的考虑。也可能他很早就有了想法，而这时候看到了机遇。

按照吴佩孚的安排，吴手下萧耀南率兵抵达汉口，控制了吴佩孚垂涎已久的汉阳兵工厂，但却不南下前线蒲圻（今天的赤壁）增援。待到王占元在重重压力下被迫辞职后，吴的部队马上投入战斗，驱退了湘军，从而把湖北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颇能反映吴佩孚性格立场的小插曲。湖北南边刚稳定，又西线告急：川军攻打宜昌。吴佩孚亲自督战，几天后便击退了川军。吴佩孚在宜昌稍作停留，安排防务，某日得到情报说有人在长江上偷运烟土。吴佩孚最恨吸食鸦片了，马上派人扣了运鸦片的小火轮，并在江边亲自监督销烟。这个事情吴佩孚干得挺高兴，然而，回到洛阳不久，就得知在销烟之前，手下一些人竟偷了不少烟土出来，偷偷放在他乘坐的军舰上。到了洛阳，因为分赃不久，事情就捅了出来。吴又是惊诧，又是震怒，亲自彻查，几经审问之后，发现追随他多年的副官长、军医处长、稽查官等人都有参与。吴佩孚痛哭流涕，半天一言不发，最后免了副官长、副官等几个亲信的职务，发遣散费让他们另谋出路。另有几个人则判了死刑。

电报战触发第一次直奉大战

直皖战争结束后，曹锟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成了北方最大的两个军事集团。

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在关内得到了更多的地盘，势力范围从直隶一地逐渐扩张到了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等。而张作霖的奉系则在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这可能与此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曾担任过东三省总督，和张作霖素有默契相关。

为了取得北京政府的完全控制权，徐世昌、张作霖与交通系联手，逼迫更倾向于直系的原总理靳云鹏辞职，在1921年12月，由张作霖扶持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贻出任总理。

然而，吴佩孚从一开始就不认可梁士贻。总理上任，北洋系各位大佬纷纷致电祝贺，唯独吴佩孚毫无表示。不祝贺就意味着反对：1922年1月5日，他开始了针对梁士贻“电报战”。此时，距离梁士贻上任不到2周。

张作霖能够在东三省坐大，和一直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势力关系极大。梁士贻能得到张作霖的支持，自然也是有亲日倾向的。而吴佩孚呢，则是最恨日本人的。此时日本人正在他老家山东耀武扬威呢。所以，吴佩孚就抓住了梁士贻“亲日卖国”这一点大打舆论电报战。

1月5日首先发难的电报指责梁士贻出卖铁路主权给日本人。1月10日指责梁士贻不仅自己卖国，还启用亲日的曹汝霖等“汉奸”。1月11日揭梁士贻的老底，称他当年支持袁世凯复辟，是“帝制祸首”。1月12日明确煽动倒梁：“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1月15日，则建议梁士贻主动辞职：“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因此，“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

吴每一封义正词严的电报，经过媒体传播放大，都极具煽动力。梁士贻以及梁背后的张作霖如坐针毡。1月19日，他联合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致电大总统徐世昌，正式提请将梁士贻免职。1月25日，上任刚满1个月的总理梁士贻，就请了病假离开了北京。

张作霖坚定支持梁士贻。在张的支持下，梁士贻曾四次续假，只请假，不辞职。但吴佩孚领衔的舆论攻势一直不停歇，大总统徐世昌终于熬不住了，免了梁士贻，任用同属交通系的周自齐为代理总理。

就如同直皖大战一样，吴佩孚发动的电报战积聚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要到战场上一决高下了。

1922年4月29日，奉军发出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奉军投入约12万人，直军投入约10万人。奉军人数和装备占优，但是吴佩孚苦心经营的直军士气更高，也更加训练有素。战争仅持续了7天，便以奉军溃败而告结束（比直皖大战多了2天）。

受曹锟所累 功败垂成

战争胜利后，直系在关内一家独大。然而对于吴佩孚，这却并不是什么好事。一直以敢于骂政府著称的吴佩孚从此安静了，甚至从此只能被人骂了。

从吴佩孚以前的经历来看，他有点像个“愤青”，总是喜欢发表意见，不愿意在北洋内部搞一团和气。一旦意见不合，就把矛盾通过电报战的方式弄得天下皆知。几场电报战，几场战争下来，他成了民众心目中的国家救星，成了国内第一军事强人。

但是这个“愤青”，同时又是一个思想非常守旧的人。他把旧礼教的“君为臣纲”视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在他来说，曹锟和他的关系，就相当于“君臣关系”。所以，他谁都可以反，唯独不能反曹锟。

而现在曹锟成了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人，吴佩孚就不能骂政府了。非但如此，那些骂曹锟的人，往往也会捎带着把吴佩孚一起骂，而他只能默默的忍受着。

曹锟与吴佩孚，对于未来，有着原则性的分歧。对于曹锟而言，仅仅做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人是不够的，大总统一职，对他有着莫大的诱惑力。而对于吴佩孚来说，国内实际是四分五裂的，他更希望能先武力统一中国。

想做大总统的曹锟，搞出了民国历史上有名的“曹锟贿选”事件：据说，他以5000元一张选票，到处收买议员，又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共用了1350余万元为自己买来了一个“大总统”头衔。

以武力做后盾，用金钱开路，曹锟美梦成真当了大总统。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梦，则只能是个越来越不现实的梦了。打仗要用钱，当曹锟用大把的钱去圆自己的总统梦时，吴佩孚打仗的钱就成了问题。打仗需要理由，当吴佩孚以打倒反动政府，救国救民为口号打仗时，士兵们情绪高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当他成为贿选集团的一份子时，他就失去了打仗的正当理由，甚至士兵们也觉得理亏，打仗时也就不那么卖命了。

1924年，第二次直奉打仗爆发。据身边人回忆，吴佩孚带着参谋和卫队赶赴前线时，一贯自负的他对洛阳留守人员说：“去，一个星期；打，两个星期；回来，一个星期。前后四个星期我就回来了。你们好好看家吧。”然而，这次他失算了。战争打了近2个月，以吴佩孚仓惶从海上出逃而结束。

吴佩孚的这次失败，原因很多。比如直系将领、“倒戈将军”冯玉祥收了张学良50万大洋后，反戈一击，进京囚禁了曹锟，就是战争的重要胜负手之一。然而，我个人觉得，从全局来看，吴主要就失败在军费不足，士气不高上。虽然他的领导曹锟个人花钱如流水，但吴佩孚打仗却一直发愁军饷，至于装备，更是远远落后于奉系。而士气方面，虽士兵们训练有素，但当他们想到是为此时全国臭名昭著的曹锟卖命时，就不太可能士气高昂了。

没落英雄不气短

第二次直奉打仗结束后，吴佩孚虽然有过短暂的东山再起，重新有了自己的十多万部队和地盘，但终究大势已去。当蒋介石的北伐军高喊着“打倒卖国军阀”的口号一路北上时，吴的军队节节败退，最终只能率领少数随从逃入四川，从此英雄没落。

没落的英雄也是英雄，特别是吴佩孚这样的个性人物。这里可以举几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吴佩孚在四川奉节时，日本海军驻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秀藤大佐和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专程前往拜访，表示愿意给吴步枪10万枝，山炮500门，机枪2000挺，借款100万元，助他东山再起。一向敌视日本人的吴佩孚的回答是：“我过去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下百万，结果，我还未能成功。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即天下事之成败，并不在乎手里有多少枪，多少钱。中国人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管。外人盛意，我敬谢不敏。”

1931年，在四川呆了五年后，吴佩孚基本放弃了以四川为大本营东山再起的打算，决定出川。他出川的路线是由成都经理番、松潘到甘肃，经过川甘草原时，时有地方百姓尊他为爱国家爱百姓的吴大帅，焚香顶礼，跪拜迎送，并杀牛宰羊尽情款待。

华北沦陷后，日本人物色社会名流出任到伪政府任职。当时吴佩孚住在北平，日军司令坂西，劝他与汪精卫合作，出任伪军部长官，统治华北五省。吴佩孚答道：“日本既需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议和？”坂西称目前还办不到。吴便说：“既然办不到，何必找我？”。另外，据说著名日本特务土肥原曾对吴说：“请大帅救救日本，出来主持中国国事。”吴当即回答：“我是中国人，我该先救救中国。”

1939年，吴佩孚牙病发作，大汉奸齐燮元带着一名日本医生前来治疗，治疗过程中，吴佩孚身亡。一般认为，他是日本人蓄意杀害的。

回顾吴佩孚一生，年轻时诸多不顺，但处处有贵人相助，尤其是后来得到曹锟的赏识，得以一路升到师长。成为师长后，靠着善练兵，善打仗，高喊打倒反动卖国政府的爱国口号，成了万人景仰的吴大帅。到了顶峰的吴大帅，却终因自己恪守封建旧传统的君臣之道，被曹锟拖累，功败垂成，没能实现自己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淡出历史舞台后，恰逢自己最恨的日本人全面侵略中国，虽无力反抗，但能刚直不屈，不做卖国贼。虽然他喜欢唱高调，但终其一生，他确实实践了自己早年对全国人民的承诺：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倘若他对曹锟不那么“愚忠”，也许他确实会统一中国，但如果那样，他也就不是吴佩孚了。这样的军阀，能简单冠以“反动”两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