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这对夫妻是孙少平近亲，却让他讨厌，你看他们干的事
本文解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七章。
昨天我们读到孙少平给在双水村接受“劳教”的姐夫王满银送饭送铺盖，顺便认识了一下双水村。少平完成了任务后，就往金家湾金波家去了，晚上要睡到他家去。
路上他碰到了二妈贺凤英。
我们此前已经读到，当年少平他二爸孙玉亭要哥哥孙玉厚给他娶媳妇，本地娶不上，就娶了这个山西女子（曾与玉亭同学）。少平是不尊敬这个长辈的，原因有多个：
首先是她一来到孙家，“就把他们一家从祖传的老窑里赶出来了”。当然严格地说这倒也不能怪贺凤英，毕竟从古到今结婚用的房子那基本上还是男方准备的，除非是“倒插门”；只是孙少平自幼感受借别人房子住的滋味，心里怪他二妈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是贺凤英为人霸道，进门后，“仗着念过几天书，根本不把这家人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拿很脏的话骂他母亲；并且把他早已亡故的爷爷的名字也拉出来臭骂”。这种局面直到少安长大了才得到改变。在一次她又骂他母亲时，少安就把她狠狠揍了一顿，“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她后来才停止了对他们家这种放肆的辱骂”，再到后来，少安当了生产队长，成了村里的一条汉子，她才算是真正的“怯火”了。
可见“拳头大，做阿哥”“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确实没错。
再次，那就是二妈和二爸共有的了——“穷积极”：
一个是大队支委，一个是妇女主任，黑天半夜开会，三个娃娃撂在家里没人管。他们光景一烂包，二爸经常穿着烂衣薄裳，饿着肚子还常给别人讲革命大道理。村里人明不说，背后谁不耻笑他们！
还真有饿着肚子闹革命的劲头呢。尽管是两户人家，却又是血肉至亲，那不等于少平他们也跟着被耻笑？
少平对她和二爸当然尊敬不起来。
现在少平看到他二妈从哭咽河的小桥上过来了，“头发梳得油光——通常都是用木梳蘸着自己的唾沫梳成这个样子的。而且又穿起了结婚时的那件已经很旧的红绸袄；因为罩衣太短，那棉袄的红边在下面露出一圈，非常扎眼”。
少平一望就知，“她今晚上又要在公众面前露脸了”。什么大事呢？为王满银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开“批判会”，贺凤英是重要组织者之一。
不用说，这种大事是少不了他们“夫妻档”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孙玉亭。
一九三九年，孙玉厚十六岁，玉亭才五岁，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个小脚女人，旧社会又不兴出门，“山里和门外的事都搁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家里又没有地，他就在周围村庄给光景好的人家揽工（当年一起揽工的还有如今的村支书田福堂），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二十二岁时，孙玉厚娶了少平他妈。不用说，她也是穷人家的女子，面黄肌瘦，但是“对他妈和玉亭特别好”，所以“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
孙玉厚为了挣点量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圪节一家商行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得了一点工钱。然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
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孙玉厚此举是很有魄力的。毕竟他“十六岁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庄稼人宽阔”，知道“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觉得自己已经不顶事了，如果能把玉亭造就成为“孙家的人物”，他辛劳一辈子也就值了。况且，他看看玉亭头脑灵，是个读书的料子。
那年是一九四七年，玉亭十三岁。可是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学校都停办了。孙玉厚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发生了事故，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兄弟”。当时陶窑主一再说，“以后他有什么难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那么，何不把弟弟送到山西去读书呢？
孙玉厚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找过陶窑主，但这次为了弟弟读书，且也是孙家未来的指望，却非找不可了。
于是他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代他写信给陶窑主，说了这事，陶窑主一口答应，“只管把玉亭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
从此孙玉亭就在山西柳林读到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当了工人。尽管不是“干部”，但他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干事的人”，意义重大，也算是实现了孙玉厚打造“孙家的人物”的阶段性成果。
然而好景不长，没几年玉亭就跑回家来，“说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一口袋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参加农业生产”。
这可把孙玉厚急坏了，但好说歪说，就是说不转玉亭。他知道自己“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人物的指望落空了”，但还是“心平气静，并不为此而过分地懊悔”：
是啊，这是命运。正如辛劳一年营务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
这样想挺好的，可就是找媳妇得真金白银。
而当时他自己家的情况是“穷得钱没钱，粮没粮，他身边已有了三个孩子，孩子年纪又都小，没什么帮手，尽是连累，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浮肿了”，拿得出彩礼钱吗？
万般无奈之下，孙玉厚又找了陶兄，那位陶窑主也确实讲感情，真的为他找下了一个，就是玉亭的小学同学贺凤英。
于是孙玉厚又抓紧给玉亭办了婚事，这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孙玉厚“借钱借粮，尽量体面地给弟弟办了婚事。接着又搬家腾窑，另起了炉灶……前后一折腾，除借窑住不算，还欠下一河滩账债，使他许多年日子都翻不过来。”
也许孙玉厚会觉得，砸锅卖铁供玉亭读书不用后悔，给他娶了贺凤英却真是要后悔的，因为“玉亭因为不会劳动，加上贺凤英不会过光景，日子过得没棱没沿，连他的光景也不如了”，典型的场景是：
玉亭有事没事吃完饭总要到他家里来坐一阵——穿着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命地在他的烟布袋里挖得抽半天烟。他热心公家的事，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营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供着。每当玉亭来的时候，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而剩下的饭，给玉亭热得端上来一碗。玉亭嘴里推让着，两只手一把就接住了。少安他妈知道玉亭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他吃一点。
日子过得这么惨，这对夫妻总该“心苦”吧？这样想可就错了，人家“穷积极”自有“穷开心”——“穷是穷，倒也自有他活人的一番畅快”。
就说孙玉亭吧：
玉亭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是一个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服不太体面，但也常是坐主席台的人。他又有文化，上面来个什么文件或材料，书记田福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他给众人宣读。这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饿肚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他当然也有灰心的时候，那就是回到家里，“三个孩子饿得嚎哇哭叫，她老婆又跑出去为骂仗的村妇去调解是非，上顿饭的碗筷都没洗撂在锅台上”，往往令他想起“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喷鼻香”。
但这些想法也只是转眼间的事，“他在家里胡乱吃喝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才把饿肚子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
后面会讲到他为批判会的事去找支部副书记金俊山，看到他家的“富裕和丰足”，他内心“突然涌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想到“自己跑断腿闹革命，竟然穷得连一双新鞋都穿不起”，但是“这种情绪绝对不会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而只能引起他对金俊山的鄙视。哼，什么共产党员！不好好为革命出力，只顾发家致富，典型的资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
他是真的颇有全心全意为双水村奉献一切的劲头。他老婆贺凤英也差不多，孩子饿肚子可以不管，家务可以不干，调解村里夫妻矛盾那是必须放在头里的。
况且，“搞政治”也不是全无实际好处。
像这次“会战”，因为放在双水村，孙玉亭就成了副总指挥。“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动不动还在高音喇叭上发布各种通知和命令；他哥当年没把他造就成个人物，革命已经俨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更值得自豪的是，“连他老婆这一段也开始尊敬地称呼他‘玉亭’，前面不再带那个‘孙’字”了。
而最使他满意的则是待遇的提升：
他现在还可以在民工大灶上吃饭，重温当年太原钢厂的享受——由于他是副总指挥，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过个两三天，他还可以和治功和高虎（公社的两位领导）钻在灶房后面的小土窑里，混着一块吃几盘炒菜，喝两口烧酒哩！
也大概也算一种“权力变现”吧。
这回，这对革命夫妻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负责把批判会开好。
批判的对象里，偏偏却又有个王满银——他哥孙玉厚的女婿。“乡村政治家”也是有亲人的，于是在这一点上，孙玉亭和贺凤英都表现出了一种同情，相对而言，当然是玉亭更真诚一些：玉厚是他的亲哥，对他可没说的；他嫂嫂也可以说是把他从小抚养大，疼爱他。
但再真诚，他也知道要“划清界线”，政治立场是不能含糊的。所以他向哥哥表示慰问的时候，连蹭饭的机会都放弃了，不进玉厚家门，还要求他哥参加晚上的批判会，避免形成“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
只不过毕竟是亲哥，没办法硬下命令，“他孙玉亭总不能对他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孙玉亭夫妻就暂且介绍到这里，明天来看他组织“批判会 ”，看看他的政治工作能力怎么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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