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王安石不是不讲义理，他只是反对空谈义理。

王安石讲求“学以致用”，认为在内修养德行，在外经营国家、实用于民的，才是学术。

梁启超评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

绪论

“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

成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就是常说的“商汤”。伊尹是厨子出身，但很有能力，“治大国若烹小鲜”，得到商汤的信任。

傅说是殷商时期辅佐高宗武丁的丞相，成名前只是个砌墙造路的奴隶（《滕王阁序》中的“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两人一起开创了“武丁中兴”的盛世。

成汤+伊尹，高宗+傅说，都是英明的君主+贤能丞相的范例。

对比宋神宗+后来也成为丞相的王安石。

接手一个已经走向衰落的宋朝，神宗迫切地想翻身，达到仁宗时守成、太祖太宗时强盛的水平，成就一个中兴的盛世。

在这一点上，他与王安石君臣相得，都有推进新法的胆魄。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

所以其中很多材料源自于传闻、官僚私藏，混乱很多。

《四库全书提要》云：“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

PS：二十四史不能不信，也不能尽信。其他也是一样。

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蔡京造成的。蔡京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

神宗一朝后，有很多官员、文人喜欢把宋朝的败亡归结于蔡京乱权和王安石变法。

蔡京，就是那位怂恿徽宗玩花石纲的“人才”，在丞相位置上四起四落。

他不仅给皇帝搜罗天下奇珍异宝、大建宫殿，还乱改盐钞法，让百姓手里的“旧钞”统统作废，一朝身无分文，逼得百姓投水或者吊死。

说实话，就这水平，把王荆公跟他放在一起，特别掉价！

梁启超先生为了反驳这种言论，找到《王荆公年谱考略》里一段南宋无名氏的话。

大意是，“王安石受到诬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

赵宋时期文盛于武。而文可以乱法，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PS：林语堂先生的《苏轼传》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