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在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在那本书里，斯科特说，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有强烈的冲动，要对社会进行简单化和均质化的改造，以便实现直接统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复杂性被刻意打压，导致社会发育受阻甚至社会动荡。

正文

《秦汉帝国》这本书对秦汉时的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周朝的封建制是典型的间接统治，秦的郡县制又是典型的直接统治。汉朝统治者也想实行直接统治。但是秦二世而亡后，汉朝的统治者汲取教训，觉得步子不能太快太大，要分阶段慢慢来。那么，他们为了完成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型，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呢？

汉初为什么不能直接统治

周朝是间接统治，是因为它搞的是封建制。

封建制，顾名思义，就是天子把一块地封给诸侯。诸侯在他的封国里，是最高权威。周天子没法越锅台上炕，直接向诸侯的属下发号施令；我们说秦朝是直接统治，是因为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取消了封建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也就是皇帝派个官员去管理，管不好立马撤职，甚至杀头。

汉朝呢？汉朝建立之初，刘邦并非不想当秦始皇，也想搞直接统治。但是他做不到！导致他做不到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当初大家起事的时候，说好的就是废除大一统的秦制，回到以前的封建制。那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不然队伍就没法带了。即使强大的项羽，灭秦后也没敢取而代之，而是把天下分成十八块，一人一块分掉了。刘邦刚上台的时候，手下一堆拥兵自重的功臣，别人都不说了，光是个韩信，就够他喝一壶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硬实力不够。

第二个原因，是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还没建立起来，也就是思想工作还没做到家。

咱们都知道，刘邦是个亭长出身，搁在今天，也就是个村长吧。他的手下，萧何和曹参都是最基层的公务员，连个副科长都没混上。

其他人就更拿不上台面了。樊哙是个杀狗的；周勃是编席子的，还在葬礼上吹笛子贴补家用；韩信就更不说了，漂母分食，胯下之辱，混得比鲁迅笔下的阿Ｑ还惨。陈平呢？陈平盗没盗嫂这个说不清楚，但是他娶不起媳妇，寄居在哥哥家，这个是真的。他哥哥家只有30亩地，也是穷得叮当响。后来陈平好歹说了个媳妇，娶的是个有过五次婚史的寡妇。

你看，就这么个草台班子，大家起于微末，知根知底，你要是往龙椅上一坐耍威风，下面就会笑场。所以这个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也要慢慢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刘邦刚当上皇帝的时候，这帮人在下面争功，脸红脖子粗的，抽出佩剑咣咣砍朝廷上的柱子。当时就是这么个气氛。

这就像开公司，需要100块钱的股本金。你刘邦只能出25块，剩下的75块要靠兄弟们凑份子。而且，大家都是光屁股长大的发小。过于亲近，那奇理斯玛就建不起来（奇理斯玛就是英文的charisma，可以理解为领袖那种特殊的权威和魅力）。法国的一个名将孔代亲王说过，“仆人眼里无英雄”。仆人尚且如此，更别说一起打拼事业的兄弟了。

物质上、精神上都没有大牌，那就只能搞“股份制”。这么着，汉初62个郡，归刘邦直接管的只有15个。其他的，都当股份分掉了。

把股份分下去，回到分封，甘心么？不甘心！还是得想办法直接统治啊。怎么办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平头百姓封爵。

“国人”和“野人”的区别

为什么给平头百姓封爵如此重要呢？简单来说，就是要给百姓赋予政治身份，打破贵族和平民的二元结构。

那原本贵族和平民是什么关系呢，有多大区别呢？这就要从周朝开始捋这个逻辑。

当初周武王分封，并不是拿张地图，给各位诸侯事先划定边界。一是没地图，搞不清楚；二是那时候人少地多，土地不值钱，划边界没有意义。周武王只是大致指个方位，发一套青铜的锅碗瓢盆，就是礼器吧。然后，诸侯们就带着自己的宗族出发了，打到哪儿算哪儿。

到了地方，诸侯带来的宗族，建个城住在里面，自称国人。那么原住民呢？就被称为野人。野人种地，交租子给国人。就是这么个统治模式。城里人多了怎么办呢？那就分出去一支，到别处再去建城。

春秋战国时期，值钱的不是地，而是城。因为城不仅是一个军事据点，同时也是一个对城周野人进行收税的政治实体。咱们看《左传》，两国打仗，都是“割七十城而去”，“割四城而去”，不像现在是划界割地。

为什么呢？因为诸侯国是由多个城组成的。这些城像一锅馒头。馒头和馒头之间并不挨着，有很多空白之地。这个，斯科特称之为非国家空间。你嫌苛政猛于虎，那你跑到两个城之间的空白地带去，就没人管得着你了。但是，这么跑掉的多吗？并不多。别说古代了，就算是现在，你一个人跑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生存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具体来说国人和野人有什么差别呢？咱们来举一些例子。

春秋的时候，两个国家打仗，当兵的仅限于国人。最低级的贵族叫士，士兵士兵，就是这么来的。城外面的野人呢？你在家种地就好了，打仗你没资格参加。咱们也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礼”，现在的意思是指两个人见面时怎么行礼怎么答礼，古时候，指的却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一整套行为规范。

那么，古代公共政治生活的内容是什么呢？《左传》里说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祭祀和打仗呗。“礼不下庶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事儿都不带你玩。

不光是打仗和祭祀不带你，连怎么结婚也都不一样。

国人结婚，有一套行为规范，就是“六礼”，先得男方去提亲，问名字和八字，拿名字和八字回去占卜，送聘礼，订婚期，这些都做完了，才能迎亲，把新娘子娶回家。野人呢？“仲春二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意思是春暖花开啦，发情吧，交配吧！

可见，国人对待野人的态度，和美国内战前白人看待黑人的态度也差不了多少。这个精英阶层和劳动阶层之间的鸿沟有多深啊，咱们现代人已经很难想象了。晚到伏尔泰，他评价农民还是这样的：“农民不过就是两足的牲口，他们只有一双劳动的手和一只消化的胃。”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不怎么把野人当人看。大家按这套规则打来打去的。

赐民以爵的后果

突然，秦国耍赖了。到了秦孝公的时候，搞起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意思呢，就是不要再区分国人野人了。但凡是个男丁，就可以参军打仗。那么，长工佃户凭啥要为秦老爷卖命呢？商鞅说了，只要你在战场上杀一个人，那就赐爵一级。这个爵，很重要，它意味着你被国人，也就是统治阶层接纳和认同了，意味着你有权参加公共政治生活了。

前面咱介绍俾斯麦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拿破仑也是率先让平民上战场，他搞的那套叫民族主义，平民上战场的回报是什么呢？就是普选权。咱们这儿，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凭证叫“爵”。名字不一样，逻辑却是一样的。

让野人参与进来，这是对社会结构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改造。这不是授个爵就完事儿的，它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人口普查，把大宗族拆分成小家庭（一家有两个成年儿子还不分家的，人头税按五倍交），赏罚分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一句话，就是对社会进行均质化和简单化的改造，就是和贵族特权过不去。所以秦孝公一死，秦国的贵族们立马就把商鞅车裂了，多大仇！

汉朝也想搞直接统治，那么用授爵取消国人与野人之分，这个办法就被汉朝继承下来了。

赐民以爵，是秦汉特有的现象。汉朝400年，十五岁以上男子人人有份的赐爵，达到200多次，所以，百姓拥有爵位很普遍。

爵位还可以买卖，但是除非万不得已，老百姓不会卖爵，因为如果有爵位的话，万一犯了什么事儿，第一步是剥夺爵位。如果没有爵位呢，那就没有第一步，直接进大牢了。另外，遇到什么庆典节日，乡里乡亲的排排坐吃果果，你没有爵位，圪蹴着蹲在犄角旮旯里，全家人跟着你抬不起头。所以，老百姓对爵位还是非常重视的。

普遍授爵的重要意义在于，大家都有爵位之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一套就行不通了。儒家讲究的是“分亲疏，别贵贱”，也就行不通了。但是法家喜欢这个。因为，礼下庶人之后，刑上大夫也就成了逻辑的必然。王侯将相也好，平头百姓也好，在我皇帝这里都要守一种规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对贵族特权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打击。

汉朝建立后，想慢慢从周朝那样的间接统治转为秦朝那样的直接统治。它的第一个办法是向平民授爵，以打破国人-野人、贵族-平民的二元结构。

怎么打破的呢？周朝的时候，打仗和祭祀只能贵族参与，平民没有份。而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秦国，平民被编入军队，承担打仗的责任，参加以战争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政治生活，就成了相应的权利，对成年男子普遍赐爵，贵族的特权就被削弱了。

那么，除了授民以爵，老刘家的汉朝，还采取了哪些别的措施呢？

赐民以爵

《汉书》里记载，汉文帝即位的当夜，就颁布诏书说：“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咱们就通过这道诏书，来了解一下汉朝的赐爵制度。

“大赦天下”不用解释，“赐民爵一级”是指15岁以上男子，每人加一级爵。汉朝的爵位一共分二十级。最低的叫公士，第二级叫上造，一直到第二十级的彻侯。一般百姓最多只能到第八级，叫公乘。你是平头百姓，那你现在就是公士；你已经是公士了呢，那你现在就是上造，依次类推。但这样的封爵，到第八级公乘封顶。

“女子百户牛酒”，指一里百户人家，赐牛一头，酒十石。酒十石是多少呢？大概能装满500个易拉罐。一里百户，如果平均是五口之家的话，那每人可以喝到一罐。为什么“百户”前面要加个“女子”呢？西嶋定生说，皇帝的意思是说这场宴饮家家都可以把媳妇带上。

“酺五日”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汉朝法律，禁止三人以上无故聚饮，违者罚金四两。但是，禁止无故宴饮并不是出于治安目的，而是因为集会饮酒是一种行“礼”的方式。如果有人失态，礼就被破坏了。所以，“酺五日”肯定不是狂欢节，而是一种与祭祀密切相关的礼。普天下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通过这个仪式，表达对皇帝的认同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