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化的思考

有的时代诞生了一群文人，整个社会就会有浓浓的文化气息；有的时代诞生了一群商人，整个社会就有浓浓的铜臭味；有的时代诞生了一群政客，整个社会就有了浓浓的形式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不乏一个作风；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趋炎附势。三个字：跟着走。

左宗棠认为：“人见西土技巧，卓越古今，以为华人学制（制造的制，非制度的制—引者），必须聪颖俊达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择，并非士类求之。况中华学制本执柯伐柯，较之天工开物又自有别。使三千、七十之徒执贽般倕，不亦颠乎？”（《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第37页。）

左宗棠的这段言论是在洋务运动早期，对有人主张应该选拔优秀的孩子去学习科学技术的看法。左宗棠在中学的历史里正好是一个正反两面人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认为是刽子手；收复新疆，被认为是民族英雄；参与洋务运动，又被认为是时代的弄潮儿。通过上则的材料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左宗棠，他虽然支持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自强”，不过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定位，顽固的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也说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无法突破旧观念，严重制约了运动的发展，也注定无法救中国。

传统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黄炎培在民国初年调查江苏全省中学毕业生，竟无一人从事农、工、商业。据李喜所先生研究，20世纪初期留学的学生，绝大多数学习文科，而军事、政法类学生则占了一半。1909年第3期《教育杂志》报道指出：“近日留日学生，大都趋向法政，愿习实业者少。”（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20世纪初正是中国由学习西方技术向学习西方制度转变的时期，留学生趋向法政也实属正常，近代中国动乱的国情也为军阀提供了平台，留学军事也是必然。洋务运动的破产、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使得实业救国难上加难。脱掉救国的外衣，留学生也要回国就业，当然军事和法政更容易投机，而实业则需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之类的大背景。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首先是“器物”，可是又没有摆脱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定位，没有提高科技工作者的地位，没有发扬“匠人精神”，此时的留学生虽大都学习实业，却少有用武之地；后来又转向学习西方制度，找对了方向，却出现学习实业的少了，一窝蜂的扎堆学习军事和政治，政治投机的不少，肯干实事的不多。再后来学习西方文化，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也是最成功的。中国的近代化每个阶段的主题虽然不一样。

一群人搞教育，一群人搞经济，一群人搞文化，一群人搞政治……没有哪个地位高，没有哪个靠边站，那才是真的平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