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22

一张话剧票带来的麻烦

我是个话剧爱好者，早在2月份，我对国家大剧院的一个小剧场剧目感兴趣，就在开票日抢购了一张票。没想到演出日期跟家里的事情起了冲突，我只好在网上转让出去这张票，又从私人手里买了一张后面其他日期的票。更没想到的是，就在新的演出日期前两天，我因为家人曾去外省市出差，突然被社区通知居家隔离。我只好承认自己与这场戏无缘，再次在网上将票忍痛转让了出去。社交平台为私人间的交易带来足不出户的便利，没想到麻烦也由此而生。

我的第二张话剧票，是一个大学生转让给我的（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妨称她为B。）B同学当时在这个剧的微博话题下发出转票信息，说是因为学校封校出不去，不得已转让。我联系上她，给了她我的微信号码（第一个错误），我俩在微信上完成了沟通和付款，她将取票码发给了我。

转票交易完成后大概过了一周，B同学又在微信上找我：“姐妹，和你商量个事，看完话剧能否把票根留给我？”我想这大概是文艺小青年的收藏癖吧：不能亲自去现场观剧，留个票根做纪念也是好的。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收藏票根的习惯，虽然觉得有一点小麻烦，但还是怀着感恩她转票给我的心情爽快地答应了（第二个错误）。

演出当天，B同学在微信上善意提醒我，我告诉她因为自己居家隔离，不得已把票再次转让了。她表示遗憾，并不好意思地再次跟我“确认票根的事”。此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本人都不能去现场取票观剧，自然也得不到票根这个“副产品”。心想B同学的这个要求是否有点过分了？但我还是答应帮她去问一下我的买家D小姐，是否愿意将票根给她。

我的第三个错误，大概就是“无知”：我不了解现在年轻人对于演出票根所看重的程度，已经到了转票的时候必须确认好转让的仅为“观看权”，还是连同“票根持有权”一起。据说，这在如今的话剧圈子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

第二天一早，B同学催问我消息，我就将前夜询问D小姐的结果告诉她：D小姐想自己留着这张票根。B同学立刻发来一连串的“？”责问我既然已经说好了把票根给她，为何在与D小姐交易时没将这一点作为附加条件。她还说，当初她的票是另一个女孩A转让给她的，她承诺了把票根给A，现在是我让她难以做人。

我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张票我是原价买入原价卖出，买入时并无任何附加条件，卖出时我为何要附加一个条件？她便指责我“背信弃义”，没有“道德自觉”。隔离在家本来就心情不舒展的我也有点急了：“你不能用尾生的道德要求我。”

言语中一来二去，B同学向我下了最后通牒：“姐妹，我等你到十点半。如果届时没有进展，欢迎来社交媒体和我交流。” 我气得头昏眼花。一张票根对于一场演出而言，难道不是舍本逐末的那个末吗？既然你认为我没能履行承诺是不道德，为何认识不到威胁别人是更大更严重的不道德？

我提醒她注意遵守法律法规，不要泄露我的个人信息，便不再做理会，躺下休息。过了些时候，我去她微博看，果然发了控诉如何被我“吞掉票根”的长文，配了我俩微信聊天的若干截图，艾特了某某bot的大V账号，还发动了几个朋友帮着转发评论，当然我的微博账号也被挂出来了。

我平时对于私人纠纷被发到社交平台就持谨慎态度，从来不会参与讨论，因此对于她的控诉没做任何回应，只是立刻关掉了私信权限，防止被人谩骂。对于整件事，我自信并无失理之处。但我确实在担心，她的文章如果被刻意发酵放大后，很可能给我带来被网暴的风险，很显然，很多人对于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并无兴趣，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骂一句“不要脸”。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做出反击、将事件扩大，作为大学生的B同学也未必能承担网上评论的压力。

我向一位朋友诉说这件事给我带来的烦扰。朋友曾经有过被人“挂”、被网暴的经历，她慨叹一番，然后劝告我：现在上网的年轻人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思考方法和处世规则，与我们这代人的逻辑大不一样，不要试图与他们讲道理、讲道德。家人也劝我想办法息事宁人，不要卷入更大的纷争给自己带来不痛快。

这时，我试着换个角度去重新思考。人到中年的自己，不能理解年轻人对一张票根的执著，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微小事物的存在意义就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该漠视这种执著。我读过《娇惯的心灵》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理解伴随着社交媒体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他们的脆弱和敏感、个性与自我保护。也许我与B同学的纠纷和分歧，本质上是一种代际冲突，那么它其实是无解的，争论下去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疫情期间大家的情绪本来都承受了过多的压力，不能再沾火星。

到了那天晚上，B同学的微博被转发评论了几十几次，被她艾特的大V并没有参与转发，而我决定自己做出让步。我先去询问D小姐，能否将那张票根作价卖给我，她再次拒绝了。我跟B同学讲了这个结果，提出补偿她一些现金，以弥补我没能为她留下票根的遗憾，同时为我自己没能恪守承诺而道歉，希望我们不要再纠缠不休。B同学接受了我的道歉，拒绝了转账，她说，一天下来，她也很疲倦。

（个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