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为何发表此过激言论？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一般人乍一看到这句话，很可能要吓一跳：这是哪个无知之人，敢说这样的话？

实际上，说这话的人，恰恰是中国近现代最博学、最有见识的人之一，那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这句话是在1936年10月临终前发表于《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紧接着他还补充了一句：

“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鲁迅此说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坚持的一个观点，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鲁迅也说：

“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为什么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汉字，竟到了这个地步呢？

总结鲁迅先生的看法，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汉字太难学了，只有少数人学得会

像字母文字，如英语，就只有26个字母的组合，一个单词，根据字母的规律也会发音。但汉字是方块字，掌握起来就更有难度。

注意，那个时候是没有拼音的。一个汉字，人们是怎么学发音的呢？古人用的是“直音”和“反切”的方法。所谓直音，就是用一个同音字来给生字注音，反切则要用到两个字，一个注声母，一个注韵母和声调，总之使用起来都很不方便。

所以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没有基本的阅读能力。文盲的比例有多高呢？建国后有个统计，文盲率至少在80%以上。

那么高的文盲率，给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造成很大困扰，再好的文章，再先进的思想，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接收到，这当然不利于开启民智。

第二个原因：会用汉字的人，只顾着钻研“不合时宜”的学问

鲁迅所处的时代，少数知识分子会用汉字，但大都钻进了“四书五经”等古书里，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合时宜”的。

就像鲁迅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一文中说的：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话看似也很过激，但一样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看。

因为当时世界上强国林立，旧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和日本，时代的两大主题就是民主和科学，也就是鲁迅文章里提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以当务之急，不是整理国故，而是学习西方，发展科学技术，建设工业化社会，同时引进先进的民主制度，这样才能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

而要学习西方，使用西方流行的字母文字当然比方块字更加便利。

当时支持废除汉字的，不止鲁迅一人

其实以上两个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汉字的难学，在当时已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鲁迅说出这话的前一年多，也就是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录了324个改编后的简体字，但因为争议很大，几个月后就废除了。

至于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迂腐，看看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一文，当有深切的感受。

主要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鲁迅先生发表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言论。

其实不光鲁迅，当时主张废除汉字的大有人在，比较突出的就是陈独秀、钱玄同。

陈独秀明确提出：

“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钱玄同则走得更远。众所周知，他和鲁迅曾有一段关于“铁屋子”的经典对话。在他看来，打破铁屋子的第一步，就是“废除汉文”。除了口诛笔伐外，他还投入了简化汉字和引进世界语的实践，他的目标是以世界语作为未来中国的通用语言。

钱玄同的工作随着抗战爆发而中断，否则汉字有没有可能被世界语取代，还很难说。

汉字怎样焕发了新的生机？

民国知识分子的这份忧国忧民的情怀，值得我辈尊重，但中华文明发展几千年，汉字文化博大精深，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要全部丢掉的论调，未免过激。

其实自民国起，改进汉字的工作就从未停止过。建国后，1954年12月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要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这几项工作效果显著，古老的汉字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另外，对于以汉字为载体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态度。在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确实应该把发展科学技术、推行民主制度作为优先项，全力以赴。

而在今天这个时代，科学已远远走在了人文的前面，社会上出现的群体性焦虑，与人文情怀的缺失有关，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社会观，以及“中庸”的处世之道，对于当今社会都是很有裨益的，我们应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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