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平:埃及象形文字传奇17丨世俗体破译盖棺论定

第三篇  埃及象形文字传奇

17. 世俗体破译盖棺论定

我们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再一次见到了“最后一个什么都懂的人”托马斯·杨。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意译西敏寺)，是一座位于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南岸的大型哥特式教堂，也是欧洲最美的教堂之一。它是英国地位最高的教堂，多次作为英国国王加冕典礼的场所，共有40位皇帝在此登基，同时也有许多英国国王安葬在此处，因此被称为一部英国王室的石头史书。同时，它也是荣誉的塔尖：教堂中间有一处拥挤的墓场，成为许多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最后安葬地，包括丘吉尔、狄更斯、乔叟、哈代、牛顿、达尔文等人的陵寝，前不久去世的撒切尔夫人、霍金也都安葬于此地。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者摄于英国伦敦

从1829 年开始，托马斯·杨就静静地长眠于此，享受着与牛顿、达尔文和霍金等科学巨匠同等的殊荣。白色的大理石墓碑上，篆刻着他侧面的头像。纪念他的铭文写道：“一个几乎在人类学问的每一个领域都出类拔萃的人。在对文学和科学进行最深奥的研究方面同样杰出，他首先建立了光的波动理论，并首先揭开了埃及象形文字多年以来的神秘面纱，因其无与伦比的学识而受到世界的尊敬。”

托马斯·杨墓碑及铭文，威斯敏斯特教堂

有学者评论说：“最后，托马斯·杨得到了部分的认可，至少是他想要的部分认可。即使人们承认商博良是埃及学之父，但杨仍然是象形文字的伟大破译者。杨发现了象形字符的一部分，商博良打开的是一门完整的语言。”仅仅三年后，年仅42岁的商博良也在1832年因病离世，两位最伟大的破译者在天堂同聚，相互只有惺惺相惜，再也没有唇枪舌剑的争论。

托马斯·杨破译象形文字最伟大的成功是世俗体。在埃及学中，世俗体只吸引了少数学者的兴趣，商博良本人从未熟练掌握它。杨却是在商取得巨大成功后继续完成了最后的使命。在杨死后才出版的著作，几乎令象形文字的全部破译工作盖棺论定。

杨医生最后部分的传奇，还必须从《两兄弟的故事》说起。

上一章节我们为大家呈现的圣书体版本的《两兄弟的故事》，即那篇写于公元前1200年，世界上最古老的童话之一，其实它的初始来源，是埃及孟菲斯出土的一套纸莎草纸文献。据考证由古埃及第 19王朝末期的祭师（抄写员）伊娜(Ennana)撰写。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故事，讲述了两位半神的兄弟安普和巴塔的冒险经历，对研究古埃及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有趣的是，这一套纸莎草纸文献是用僧侣体文字写作。

《两兄弟的故事》纸莎草纸僧侣体版，大英博物馆馆藏

起源于公元前 3200 年左右的圣书体，作为“神创”的图形符号主要雕刻在神庙墙壁上；而源自圣书体的僧侣体草书系统，与圣书体几乎同样古老，主要由祭师在纸莎草纸上书写。圣书体和僧侣体总是彼此紧密相连，并且在书写上可以相互转换。但公元前 650 年左右问世的世俗体，与它的祖先大相径庭，以至于符号之间的关系都难以辨认。

世俗体（Demotic）这个词是由希腊历史学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创造的名称。希罗多德介绍他于公元前五世纪在古埃及遇到的各种文字时说，希腊人通过从左向右移动手来书写和计算，而埃及人的世俗体恰恰相反。希罗多德还指出：僧侣体和圣书体是象形文字（神圣雕刻语言Medut Netjeru）的两个变体，而世俗体是“人民的文字”，即日常活动中使用的文字，而不是纪念碑中使用的神圣象形文字。它是真正“普通”或“流行”的文字。

古希腊作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请看下面这三种字体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圣书体与僧侣体还能依稀看得出彼此的继承关系，破译了圣书体便可以基本识别僧侣体，而世俗体却被简化得失去了象形的特征。许多单独的世俗体符号实际上是“连字”，源自两个或多个僧侣体符号的草书组合。

三种类型的字体对照

世俗体向来以难学著称。迄今为止，全世界仍然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阅读并翻译现存的世俗体文献。这些世俗体文献曾经被费力地刻在神庙、墓碑和官方教令中。作为当年日常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埃及的每一个市集、每一个街角和每一个家庭中都会听到看到它。罗塞塔石碑的同一个文本会用三种语言书写，其中希腊语（受众是当时的行政管理者）、圣书体（受众是神）和世俗体（受众是其他民众），这些反映了当时埃及社会的分层和沟通方式的分界。

因此，如果我们说商博良完全破译了象形文字，实际上指的是他完全破解了圣书体和僧侣体的奥秘。对于难学难读的世俗体识读，还需要有人进一步给予揭秘。

世俗体文献《塞特内·哈姆瓦斯》的第一个故事

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托马斯·杨的肩上。

我们在《托马斯冲击罗塞塔》曾经提到，杨医生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结果，于 1815年匿名发表在《考古学》杂志十八卷，并附有罗塞塔石碑上的世俗语文本的翻译（请注意，是世俗体而非圣书体）。

到了1819 年，低调的杨医生再次匿名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埃及”增刊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世俗体和圣书体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得出结论：象形文字符号已经演变成了世俗体符号。如果是这样的话，世俗体就不可能是纯粹的语音文字，而必须包括从象形文字衍生出来的表意符号。这一切都表明，杨最擅长的实际上是世俗体文字的破译。

托马斯·杨撰写的世俗体研究论文

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在巴黎宣读他那篇震惊世界的论文，一举登上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顶峰。杨医生就坐在台下静静地听讲，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杨一方面感到有些不满，商博良没有认可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些沮丧，他没有跟上商博良的脚步。

1823年，杨出版了《关于象形文字文学和埃及古物的一些最新发现的记述》，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带有争论性的副标题——本书作者的原始字母表由商博良先生给予了扩展。他暗示说，商博良的发现是在他的基础之上完成。然后，杨博士在象形文字方面的热情逐渐消散，他的研究转向了其他科学领域。

托马斯·杨：对象形文字文学中一些最新发现的描述，伦敦，1823 年

新的契机来自一份新获得的文献——用希腊文书写的《卡萨蒂纸草》（Casati Papyrus）。杨还记得，他正是在商博良那里看到过同样的《卡萨蒂纸草》，但那份文献是用埃及世俗体书写。这两份《卡萨蒂》是同一份文件的不同语言版本，记录了一群已故埃及人献祭物品的情况。有了这份罗塞塔石碑之外的“双语文件”，杨可以加快他破译世俗体文字的步伐。他请教了当时已经担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商博良。商博良允许他查阅自己关于世俗文字的笔记，并花了几个小时给他看卢浮宫收藏的其它世俗文字文献。

卡萨蒂纸莎草纸文献

杨博士把自己最后几年的生命，用在破译世俗体文字上。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完成终结的著作，《古文字埃及词典入门》是在杨死后1831年出版。它包括世俗文字的完整解释和罗塞塔石碑的世俗体文本翻译。根据埃及考古学家约翰·雷 (John Ray) 的说法，托马斯·杨“值得被称颂为世俗体文字的解密者”。

世俗体单辅音字母表

自此而后，象形文字的破译方法仅留下的一些错漏之处，需要后人补充或修正。埃及学也由仅仅研究埃及语言文字，走上了研究埃及历史的道路。

我们的传奇史话也将结束破译的话题，转到从象形文字的起源重新开始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