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曾照亮我生命的那些“光”（七）——余杰、摩罗、王开岭、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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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我读到一批年轻人的思想随笔。
这是一批热血满腔、思想新锐、学养丰富的年轻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余杰。
如今国内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余杰的名字了。他在当年，被称为大陆的李敖。
余杰的成名作是《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他的思想随笔，以西方民主化思潮为知识背景，以锋利的批判锋芒，直指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积弊。
余杰当年最著名的文章，一篇是《谁来剥钱穆的皮？》，另一篇是《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在文章中，余杰以毫不畏惧、毫不留情的态度，向学界泰斗的权威发起质疑，虽然不无偏激，但勇气可嘉，为新一代学人树起了思想的标杆。
第二位是摩罗。摩罗以《耻辱者手记》一鸣惊人，他的核心理念，是咀嚼耻辱，是以彻底态度反思自身的文化缺陷。
摩罗有句名言:我要把自己和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他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界不断发起冲击，但可惜后来批判的锋芒渐弱，终于沉寂下来。
王开岭是另一种类型的思想者，他的思想，与他独特、优美的文笔密不可分。
王开岭思想随笔中，有一篇令我印象最为深刻，那篇文章的名字是:
《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
在战争中，当敌人拿着枪向你冲来，你当然可以果断开枪消灭他，但是，当一个拿枪的士兵放下枪，在路边小便，这时候，你该不该向他开枪？
王开岭的答案是:不该。
这个问题，涉及战争中的人性，当年曾令我感到困惑。后来终于理清头绪，弄懂了其中关键——人道主义原则。
谢有顺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但他的思想随笔相当有深度和力度。他的一个著名观点是: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
他最大的特色，是以信仰的光观照现实，特别是观照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的现实。他是以对现实的明澈透视而引人瞩目的。
以上四位，是给我思想启迪最为深刻的几位思想者。我之所以能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年龄——除了摩罗生于六十年代，其余几位都是70年代初生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刻，他们都是20来岁的我的同龄人。
一个人的一生中，需要度过独立探索现实世界的一段艰难、痛苦磨合时期，才能在精神上真正强健起来，否则，他的一生就只能人云亦云，沦为平庸和孱弱的精神病夫。而余杰们直面真实、自我解剖的大智大勇，对我而言，正起到这样的榜样作用。
正是在他们引领下，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坐标，在这个尘世的大海中抛下自己的人生之锚，而他们也像茫茫大海上的灯塔，持续发散着不灭的光晕，不离不弃地指示着我的精神航向。
水波杨山，一个用艺术之美留住天地之魂的格律诗人。
谨遵旧体写新声，尽付诗情画境中。
水向波心逐夏鸟，杨依山畔舞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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