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书笔记（2021年6月16日）

 第八章　理学家与政治取向

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

二、从“内圣”转出“外王”

三、“得君行道”——朱熹与陆九渊

四、“得君行道”——张栻与吕祖谦

五、余　义

三、“得君行道”——朱熹与陆九渊

本节将探讨理学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得君行道”是儒家最古老的观念之一，但是却只有王安石才第一次得到试验的机会。虽说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但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番遇合却激励着南宋的理学家们。

作者对“得君行道”的概念做了说明：第一：“得君行道”包含了理学家群关于实现“外王”的理想，第二：对多数理学家领袖们来说“道”的分量很重，第三：理学家“得君”行动代表了以政治主体自侍的群体意识，任何一个理学家有“得君”的机会都会获得群体的积极支持，第四，由于传统的权力结构使然，“行道”必须“得君”。

作者以朱熹与陆九渊的个案来探讨南宋理学家“得君”行动的一般形态。

李心传《晦庵先生非素隐》中根据朱熹一生的进退、出处，反复论证“得君行道”为其终身志业。

朱熹“得君行道”的精神和王安石遥遥相接，理学家中最早表现出“得君行道”倾向的是北宋程颐，他在皇佑二年《上仁宗皇帝书》中已经提及。儒家“回向三代”的大运动至仁宗晚期已经从“论治道”发展到需要政治实践，此时的程颐立足点仍是儒家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建立起他的理学系统。理学代表了“内圣”之学的创造性的新发展。程颐在《程氏粹言》将理学理想提升为“治道”的根本原则。“治道”---“自本而言，莫大忽引君当道”。

南宋理学家争取“得君行道”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与皇帝面对面谈话，即程颐集所谓“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把这种面谈当作权力源头发动更改的最有效方法。在孝宗第一次召见之时，朱熹准备了三个劄子，即《癸未垂拱奏劄》。第一劄，总论《大学》，以格物、致知为重点。第二劄，论战、宁、和三策，始痛陈“三纲不立”之害，第三劄，即所谓“泛论时事”。这一次的面对面交流不甚投契，他本人的敬慎将事和师友的事前关注与事后沮丧，都说明此次会谈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位置。

登对：从外地登朝面对。

轮对：百官轮流向皇帝进言的常制。

转对：从朝廷转为外任，依制得召见。

但相结于朱熹的”登对“，陆九渊的“轮对”颇顺利。但是因为“小人窥伺”（给事王信一人疏驳所致）而失去了再向孝宗进言的机会，只得回到故乡江西，重过讲学生活去了。

关于陆九渊因“轮对”而被放逐，作者在此分析了整个事件与当时政治文化的关系。

陆九渊始终将“轮对”的成败与“天命”直接连在一起。第一次“轮对”的顺遂使他对孝宗发生了相当的信任，也使他对”遇合“可能性有着较高的估计。他在《与王顺伯》中将“得君行道的起源上溯到孔、孟，“君子”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不应放弃“行道”的能力，也可以看出他的“遇合”并不是为了个人的仕途，而是为了“得君行道”。孔子强调儒家必须持“知其不可而为之”，但“行道”既以“仕”为先决条件，“得君”与否自然成为最具关键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宋儒的共同认识，最后目的都是要重建合理的生活秩序（即所谓“行道”）。“得君行道”的观念及其实践在宋代第一次得到继承和发挥。在陆九渊、朱熹、张轼的心中，“得君行道”只有在宋代才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三代之道”为皇帝与士大夫所接受为重建合理秩序的基本原则，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增加了他们的期待。

从宋代政治文化的角度解释，朱熹与陆九渊的关系，与从“内圣”之学立场探讨“朱陆异同”截然异趣。

朱、陆在争取“得君行道”这个大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涉及“内圣”范围，彼此冲突便暴露出来。作者在《黄氏日抄》的一条原始文件考证可知“得君行道”是朱、陆的共同愿望，“得君”意念同样强烈，不存在为“得君”而互相竞争的意识。朱希望陆能得到孝宗赏识，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在陆一方面也一向推崇朱熹的凛凛政治风骨，如在朱弹劾唐仲友而与王淮为首的官僚系统全面破裂之时，陆九渊以“大节殊伟”四字相许，在政治上绝对信任朱熹，并希望他有机会“得君行道”。在朱、陆在“内圣”领域全面冲突高峰之时，陆共写了三封信，开首三节文字也充分表明了陆不是一个世俗客套的人，这三封信一方面凸显出朱、陆在“内圣”问题上不可调和的分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们在“外王”问题上的基本一致。